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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知识分子作为农民、作为劳动人民的对立面，这是改革开放之前几十年我国宣传工作上一个显著特征。这既是农民意识的一个典型表现，也反过来加深了农民对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的敌意，人为地扩大了双方间的隔阂，这与“消灭三大差别”的口号，已经是背道而驰的了。这便产生了理论上的一大漏洞。
上山下乡知青，便处于这种隔阂之中，他们具有的文化优势不仅得不到发挥，反而成为必须甩掉的包袱，必须改造的罪过。由此而来的第二个问题便是：
（二）怎样与农民结合？
“结合”其实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怎么样才算是结合了？用当时常用的政治术语表述，就是和农民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了，可是农民的政治立场与工人阶级的立场并不能完全画等号，而且，即使是工人阶级的立场，在当时风云变幻的政治背景下，也根本没有明确的标准。那么，和农民一样，就算是结合了吗？那就是每天出工、收工，脸朝黄土背朝天，没有哪个知青甘心一辈子过这样的日子，女知青更是担心会像农村妇女一样，围着锅台转上一生。
一个1965年下乡，在农村度过十余年的知青深有感触地对笔者说：“我认为知识青年的悲剧就在于，他们要想在农村有所作为，就要与农民融为一体，可是知识青年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自己与农民融为一体，”这的确是很多想在农村有所作为的知识青年都曾经历过的苦恼。这里有知青自身的原因，但农民对知青的戒备、排斥心理，恐怕是更重要的因素。
农民和农村干部，对于读过书的人，哪怕他原来就是自己本乡本土的子弟，也怀着相当深的疑忌心理，这种隔阂有利害关系上的，也有文化上的。其深刻的程度远非单纯热情的知识青年所能想像。如果说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对秀才们多少还存在某种敬畏，还不敢过分加以侵害的话，对于知青，就连这一层顾虑也不存在了。
谁改造谁（4）
从切身利益上考虑，农民和社队干部当然不欢迎知青回乡，有限的土地、有限的收入，又要多添上几张嘴，他们认为这给他们增加了负担，“是国家揩生产队的油”。不少队干部担心知青有文化，比自己强，会抢了自己的乌纱帽。即使没有存此念头，也担心知青不好管，“回乡干部架子大，回乡学生不听话，回乡军人管不下”。上面的例子也说到了，知青对农民尤其对干部的很多做法看不惯，爱提意见，当时又正值“四清”搞得农村干部人人自危，很怕自己瞒产私分或假公济私的举动被揭发。
知识青年看不惯农民，农民同样也看不惯知识青年，不仅看不惯青年的乱提意见，也看不惯青年的“说话咬文嚼字”、“拿腔作调”、“臭要面子”、“穷讲卫生”等等。他们出于本能，感觉到知识青年与自己不是一类人，他们对文化和有文化的人从来怀着一种偏见，当时的政治气候对这种偏见也起了某种助长作用。一面动员知青回乡，急切地希望他们在农村安心扎根，一面又在宣传中有意无意地为二者间的矛盾加温，这种南辕北辙的事，在那个年代太多了。
再者，即使有少数知青自觉地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变成了地道的农民，但农村中强大的家族、宗族势力，也未必就能见容于他们。这种宗族势力在解放后虽然屡遭打击，却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非同族的异姓农民尚且要受排挤，又何况知青。
许多知青的热情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冷却了，但他们也因此而真正了解了农村和农民，并在这一过程中成熟起来。
（三）在学校学得的文化知识有什么用？
这也可以说是知识青年在农村能否发挥作用，怎么发挥作用的问题。与前一个问题一样，它也贯穿于知青运动的始终。国家对这一问题并非不重视，1964年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中就曾特别强调说，怎样使下乡知识青年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是有关培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后备骨干的一个大问题，也是知识青年十分关心的问题，只有当他们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既用上体力，又用上文化科学知识，各得其所，各展所长，确实看到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又真正大有可为时，才能牢固地把根扎在农村。
这的确是知青能否在农村巩固下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在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毛泽东的那句名言“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才会被人们一喊再喊。但是，喊口号是一回事，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却是另一回事。除了一般所谓的要领导重视以外，还必须具备几个前提：首先，必须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尊重科学技术，尊重文化，使知识青年能够用先进的文明去影响和改造农民；其次，在农村的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使农村感到有学习文化、引进人才的需要；第三，即便如此，也仍然要有一套比较系统完善的培养人才、保证他们发挥作用的制度。可惜的是，这###在当时的中国农村都是不具备的。
上面我们讲到，解放后一系列运动的矛头，总是瞄准知识分子，总是将他们作为工农劳动人民的对立面，作为改造对象，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整个社会对文化、对文明的排斥与敌视。处于这种大气候下的知识青年，一下乡就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无法调整自己与农民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接受农民的改造，是把自己本来具有的优势，把自己在学校学得的文化作为被改造甚至被抛掉的对象，他们又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特长，又拿什么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呢？ txt小说上传分享
谁改造谁（5）
第二，从解放直到“###”结束，我国农村一直在个体小农经济的落后状况下徘徊，一锹一锄的生产方式确实使先进的科学技术找不到用武之地。我们在第二章分析青年志愿垦荒运动的教训时提到，当时已经有人认为，在目前还只能用锄头挖土的情况下，组织过多的知识青年参加垦荒是不适宜的。我们还提到，这条意见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结果是，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于下乡知青中。1964年董加耕的事迹见报，曾经在青年中引发一场讨论，焦点便是，像这样成绩优秀的高中生下乡，是不是太可惜了。有下乡知青说：
即使在这广阔的农村天地之间，也觉得有些狭窄了，真是荒废了年华，虚度了光阴。我对农业的贡献不大。请想，我一样和社员锄地、推车，就无所谓谁的贡献大小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受了我们生产队条件的限制。我们用的农具，就是锄、镰、锨、镢四大件，谈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那就谈不上了。因此，在我们这样的地区干下去，是没有出息，没有前途的。
锄地还用得着直角、钝角吗？拉粪还用得着碱酸盐吗？就是把农业的一套技术学会，原来学的书本知识又生疏了，也是得不偿失。海涛：《我也感到“有力无处使”》，《新华日报》，1964年12月24日。
这都是十分现实的问题。中央文件虽然要求各地党团组织不要把知青当成一般的劳动力使用，而要注意发挥他们的科学文化知识特长，但在农村生产力如此低下的背景之下，又从何发挥呢？
第三，虽然称为知识青年，实际上文化程度最高也只不过高中毕业，有的只是高小毕业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无论是农作物的栽培和品种改良，还是农业机械的制造和改进，都难以胜任。即使如防病治病、担任中小学教师，也不是凡读过中学，有了一些基础知识，就能够像当时宣传媒介所宣扬的那样干出名堂来的。要想真的在农村有所作为，他们的知识太不够了，他们需要再受培训，再学习提高，但当时的农村，大多数却没有为他们创造这一条件。这种不上不下的状态，正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十分尴尬之处，倒是那些大学或受过专业训练的中专毕业生，能够发挥的作用更大些。
由此说来，让知识青年下乡去当农民，从发挥作用一面来说，究竟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知青典型的经历为例来进行探讨，他的名字叫柳昌银。
柳昌银是1957年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万宝人民公社新兴大队参加农业生产的。他从小丧父，由母亲一手抚养长大，家里条件艰苦，所以很小就下地帮母亲干活，逐渐对水稻产生了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