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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感到，这些革命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决不能当成“包袱”，随意抛弃，更不能随意杀掉。
因此，他冒着自己再遭打击的危险，仗义执言，尽量设法让他们随军突围转移。
当国家保卫局长邓发，拿着一份要“处理”的干部名单给他看时，他便提出了不同看法。
那名单上有五六十名干部，分成A、B、C三类，一类是要杀的，一类是要留在苏区的，另一类是可以参加突围转移的。
叶剑英看后当即问他这是谁决定的？邓发回答，是中央讨论定下来的。
叶剑英说，人命关天，不论谁定的，也要有根有据，符合事实，不能无法无天。
他坚决反对杀人。
他对了解的干部，逐个谈了自己的意见，极力加以保护。
他看到名单上有边章伍的名字，被划入枪毙的一类，叶剑英激动地说，这个同志我非常熟悉，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很有学问，军事理论和军事素质比较高，是军队的有用之才；况且他参加宁都起义有功，工作很有成绩，又是个好人，怎能把人家列为反革命呢？邓发被说服了，便把边章伍的名字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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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三篇（4）
就这样他暗中保护了许多干部。
为了更好更多地保护蒙受冤屈的同志，在一次讨论如何组织军委纵队的会议上，他向朱德、周恩来等军委领导再次明确提出保护干部的意见和安排干部的方案：第一，是把红军大学和其他几所已被撤销学校中的一部分教员、学员，分配到各个军团中去补充干部缺额。
第二，组编成一个直属军委的干部团，调公略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仍属随营学校性质，以保留战斗骨干。
第三，将受“左”倾领导打击排斥的所谓“犯错误”的干部和编余干部，一部分安排在军委机关工作，另一部分编入干部团随军行动。
朱德、周恩来采纳他的建议，经过军委讨论批准，将党和红军的一批重要干部，其中包括萧劲光、郭化若等同志都被保护下来。
这些干部在遵义会议之后，都先后被恢复了名誉并分配了工作，他们不仅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全国解放以后，大都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
尽管叶剑英等主持正义的领导者竭尽全力保护了一大批干部，但是，“左”倾错误领导者对于反对他们主张的干部继续采取能整就整、能甩就甩的办法，进行打击迫害。
叶剑英遭到李德歧视，身处逆境，自身难保，对一些被硬行留下的重要干部也爱莫能助，有的甚至是亲密战友，也无能为力。
他后来回忆说：“李德那个人可厉害，他讲不赢道理，就用组织手段整你。
长征时很多干部没带出来，像瞿秋白、古柏、毛泽覃、刘伯坚这些同志战死的战死，有的被杀掉。
这都是李德他们搞的。”
叶剑英与刘伯坚是十分熟悉的老战友。
刘伯坚于1926年同邓小平、刘志丹等先后被派到冯玉祥的部队做政治工作。
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深得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杨虎城、吉鸿昌等将领的信赖。
1931年在中央苏区参与策划组织宁都起义后，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功勋卓著。
长征突围前，“左”倾错误领导者翻他的老账，无非是因为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反对过王明宗派集团，因此，刘伯坚被留在苏区，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可是他并没有因为受排斥而消沉，仍然忘我的工作。
为了护送主力红军渡过于都河，他亲临架桥工地，开展后勤支援工作，从早到晚，站立河畔桥头，为长征战友送行。
他见到叶剑英，特意把酒饯别，倾诉衷肠。
两位老战友恋恋不舍，心情十分沉痛。
刘伯坚望着滚滚东流水，对叶剑英说：“大队人马向西转移了，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你还是想法反映反映，让我跟着走吧！”其实叶剑英曾几次把刘伯坚的要求向军委作过汇报，提议让他随队长征，但“左”倾领导者却说刘伯坚“婆婆妈妈的”，没有什么用，就是不同意他参加长征。
叶剑英欲语还休，只好互道珍重，洒泪而别。
后来，刘伯坚在赣南的一次作战中负伤被俘，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牺牲前，曾在狱中留下《带镣行》的著名诗篇。
解放后，叶剑英为怀念刘伯坚烈士，曾赋诗一首：“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诗中引用战国时期高渐离到易水河边为好友荆轲送行的历史典故，追记当年刘伯坚在于都河畔、黎板桥头，热情相送，依依惜别的情景，赞喻刘伯坚及其战友的高大形象，令人感叹不已。
这也是叶剑英对“左”倾错误领导者深恶痛绝的一首激愤诗篇。
三、长征突围负伤，在危急中救护中央领导和机关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担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的叶剑英在连续突围行军作战中，协助周恩来、朱德处理繁忙的军务，及时传达并贯彻执行军委的各种命令、指示，随时处理部队行军作战遇到的各种问题。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三篇（5）
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行进到湖南和广西交界的西延山区。
山势陡峭，道路崎岖。
下山后，涉过一条小河，好容易来到一片开阔地。
就在这时，敌机突然飞来。
叶剑英命令部队迅速散开，在路边隐蔽。
随着一颗炸弹“轰”地一声爆炸，叶剑英脚部受伤摔倒在地。
警卫员范希贤见状，马上奔上来扶他，叶剑英自己爬了起来，踉踉跄跄地继续往前走去，鲜血不断往下流。
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闻讯赶来，把叶剑英扶上担架，抬到总卫生部临时所在地时，伤口还不停地流血。
医生检查，发现一块弹片打进了右腿靠近臀部的地方，约有好几公分深。
但他仍然坚强忍住，说：“没关系，不要紧，医生检查，发现一块弹片打进了靠近臀部的地方，约有好几公分深。
由于环境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弹片无法取出，只好留在体内了。
医生对伤口作了简单的包扎，叶剑英便坐着担架，继续上路了。
警卫员范希贤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叶参谋长当时伤势很重，但他很坚强，不大在乎，后来，我发现他的棉大衣被炸了许多窟窿。
原来，炸弹爆炸时，首长正用右手拎着大衣。
如果不是这件棉大衣护着，说不定还会有生命危险呢！”若干年后，叶剑英每谈起这次负伤留在身上的弹片，就风趣地说：“留着它作纪念，可以使自己不忘过去。”
当时，叶剑英躺在担架上，仍然不忘总参谋部和军委纵队的工作，要参谋人员给他送文电看，进行批复处理。
伤势稍好一点，他就挣扎着下地行军，带伤工作。
因为劳累过度，又加上营养不良，身体消瘦，吐了几次血，但仍坚持行军，并把担架让出来给重病号用。
他关心别人胜过自己，经常把自己的乘马让给伤病员骑，特别照顾军委纵队和干部团的老同志和妇女同志。
这位被毛泽东、周恩来亲切称为“参座”的军事家，虽然时时遭到李德等排挤，但仍然尽自己最大努力，向军委和“三人团”提供作战情报和积极建议。
他心里时刻想着的一件大事就是尽快结束左倾错误领导，恢复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
会议改组了党的中央领导，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次伟大历史转折。
当时中央纵队未单独设立司令部，由总司令部兼理。
叶剑英在总司令部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日夜守候在作战值班室，处理紧急军务。
他拖着带伤的身体，不舍昼夜地工作，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
当他得知遵义会议的结果时，十分高兴。
他衷心拥护会议的正确决定，拥护毛泽东的领导，连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