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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先生，我觉得是的。”
“当时你也觉得伤心吗？”
“是的，先生，当时也觉得伤心。”
“你知道，这是出自真挚的感情，嗯？”梅森咆哮着说。
“是的，先生。我知道。”
“在大比腾湖心的时候，用你的话来说，是有一种怜悯心深深地感动过你。那末，为什么在莱柯格斯，这种怜悯心（即使是一丁点儿吧）都没有使你感动得在你寄宿的佩顿太太家里拿起电话筒，哪怕是只说一声你会来的，借以安慰一下这个孤苦无告的姑娘呢？是不是因为你那时对她的怜悯不是那么多，还比不上在她给你写了那封威胁信以后？还是因为你已策划好阴谋，深怕给她打电话太多了说不定会引人注意？你在大比腾时突然那么强烈地怜悯她，而在莱柯格斯却又无动于衷，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你的感情就像自来水——要开就开，要关就关？”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对她毫无怜悯心，”克莱德刚瞥见杰夫森两眼一闪，就放胆回答说。
“是啊，可你逼使她干等着，一直到了她出于恐惧和绝望才不得不威胁你。”
“哦，我已经承认过去自己对待她的态度不是很妥当的。”
“哈！哈！妥当！妥当！因为你供认了这一点，所以面对我们这里已听到的其他证词，包括你自己的证词在内，你指望自己作为一个自由人从这里走出去，可不是？”
贝尔纳普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提出了异议——他怒不可遏地对法官说：“这简直是太无耻了，法官阁下。难道说地方检察官可以肆无忌惮地把每次提问变成一篇起诉演讲？”
“我可没有听出有什么可提出异议的意思来，”法官反驳说。“请地方检察官恰当地提问。”
梅森对这一指责满不在乎，又转过身来冲克莱德说：“你在作证时说过，你在大比腾湖心小船上，手里拿的是那架你一度曾经否认过的照相机，是吧？”
“是的，先生。”
“那末，奥尔登小姐是在船尾，是吧？”
“是的，先生。”
“伯顿，把那条小船抬过来，好吗？”说到这里，他就向伯顿喊了一声。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四名助手，从法官高坛后朝西那一道门走了出去，不一会儿，把克莱德和罗伯达乘坐过的那条小船扛了进来，停放在陪审团面前。克莱德顿时浑身寒颤，两眼发呆，直瞅着它。正是这条小船！他两眼眨巴着，全身瑟瑟发抖。这时，全场听众沸沸扬扬，都紧张地睁大眼睛凝视着前方，但听见怀着极大好奇心和全神贯注的人们所发出的喧闹声，简直如同潮涌一般扫过整个大厅。随后，梅森手里举起那架照相机上下挥动，还大声嚷道：“得了，现在就请你看看，格里菲思！你从来没有过的这架照相机。你下来，就上这条小船去，拿着这架照相机，做给陪审团看看：当时你究竟坐在哪儿，奥尔登小姐坐在哪儿。而且，你要尽量做得准确，你是怎样砸了奥尔登小姐，砸在哪个部位，她是在哪儿摔倒的，又是怎样摔倒的。”
“抗议！”贝尔纳普大声说。
接下来是双方辩护律师之间展开的一场冗长的、令人疲倦的辩论，最后由法官裁定，认为这种作证的方式至少暂时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临了，克莱德声明说：“不过，我并没有故意砸她。”梅森当即回答说：“是啊，我们早就听过你这么作证的。”随后，克莱德离了座，走下来，经过这样、那样点拨之后，终于踏上那条小船，就在中间那个座位落了座，另有三个男人紧紧地扶着，让那条小船稳住不动。
“现在，纽科姆——请你到船上来，坐在根据格里菲思所说的奥尔登小姐坐过的地方，还要做出那种姿势来，听他说当时她是怎么样，你就怎么做。”
“好的，先生，”纽科姆说了，就走过来落了座。这时，克莱德正在竭力捕捉杰夫森的眼色，可是枉然徒劳，因为现在他一坐了下来，身子几乎背着他的辩护律师。
“现在，格里菲思，”梅森接下去说。“做给纽科姆先生看，当时奥尔登小姐怎样站了起来，往你这边靠过来。讲给他听听。”
这时克莱德觉得自己浑身软弱无力，显然是在做假，人人都在憎恨他，于是又站了起来，动作显得紧张而又生硬——如此怪诞不经的做法，简直使他真有说不出的别扭——竭力做给纽科姆看：罗伯达是怎样站起身来，步子很不稳，几乎向他爬过来，接着东歪西倒，一下子摔倒了。在这以后，他一手拿着照相机，竭力回忆，尽可能精确地演示一下：他的胳臂是怎样在无意之中突然向前一伸，因此就砸了罗伯达。他几乎闹不清楚究竟砸在哪个部位——也许是下巴颏儿和腮帮子，他可说不准，不过，当然不是故意的，而且，当时他就觉得，冲击力也不够大，不见得真的会使她受伤。可是话又说回来，既然克莱德说过自己记不真切，那末，类似这种证词是否合法有效呢——对这个问题，贝尔纳普和梅森当场又争论了很长时间。但是到了最后，奥伯沃泽法官认为这样作证是可以继续下去的，理由是：这样相对来说可以看出，要推倒一个走路“轻盈”或是“不稳”的人，究竟需要——轻轻一推（或一击）呢，还是使劲一推（或一击）。
“可是，老天哪，在纽科姆先生这么魁伟的身坯上演示的这一套够滑稽的把戏，请问又怎能看出在奥尔登小姐那样身段和体重的姑娘身上将会出现的情况呢？”贝尔纳普执拗地说。
“好吧，那就请一位像奥尔登小姐那样身段、体重的姑娘来，”他马上招呼泽拉桑德斯，让她坐到纽科姆的位置上。不料，贝尔纳普还是继续说：
“这又管什么用？条件并不完全一样嘛。这条小船毕竟不是在水上。再说，这两个人对意外打击的抵抗力或是生理反应，也不会都是完全相同的。”
“那末，你就是反对做这种模拟演示？”梅森转过头来，挖苦地反问贝尔纳普。
“啊，你高兴尽管去做就得了。不过，你这样做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这谁都看得清清楚楚，”贝尔纳普意味深长地坚持说。
于是，克莱德就在梅森的指点下把泽拉一推，“使出的力气”（他想）就像当时他在无意之中推过罗伯达那样。她稍微后退了一些——不算太后——不过，这么一来，她两手就能抓住两边的船帮，使自己不致有灭顶之灾。于是，陪审团就得出这么一个印象：克莱德意识到自己犯了罪而又怕死，也许故意乱说一通，实际情况一定还要险恶得多，尽管贝尔纳普原以为自己提出反对的那些论点足以把刚才梅森的实验化成泡影了。反正几位法医对这么一砸和头顶上的另一砸可能会有多么大的力量，不是早已作过证了吗？伯顿伯利不是也作过证，说他在照相机里发现一根头发吗？还有，那个女人听见的那呼喊声呢？这又该怎么说？
不过，这一场结束后，法庭就宣布休庭，明天继续审讯。
转天早上，法官小木锤一敲，梅森照例是那么精神抖擞，那么强劲有力，那么气势汹汹地站了起来。克莱德在牢房里度过了难受的一夜，杰夫森和贝尔纳普又一个劲儿给他打过气，所以他就决心尽量佯装得冷静、坚定，而又露出无辜的样子，但说真的，他并没有这样的胆量。因为他知道此间舆论是一致反对他的，都相信他犯了杀人罪。梅森一开口就恶狠狠、酸溜溜地说：
“格里菲思，你还是坚持说你回心转意了，是吧？”
“是的，先生，我还是坚持。”
“有没有听说过，有人明明淹死了后来又活过来了？”
“我不大明白您的意思。”
“你当然知道，有些人最后沉了底，浮不上来了，大家以为是淹死了——可有时候一打捞上来，却又活了，是用急救的方法给救活了——只要给他们做做人工呼吸，放到一根圆木头上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