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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仁宗时代，狄青是最负盛名的将领，他的故事后来也同样被改编为小说，广为流传。狄青与汉代名将卫青颇有类似之处，两人均出身低微，后来均成为军界的一号人物。只是卫青崛起还沾了外戚的光，而狄青则完全是靠自己的奋斗。俩人的『性』格也有共同点，缜密而寡言，沉勇而有大略，居于高位时不忘卑微，始终怀着戒慎之心。在行军作战上，狄青与卫青一样，用兵上深谋远虑，审时度势，耐心等待最佳战机，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所不同的，卫青生于汉朝最强盛的时代，狄青所处的宋朝则相对孱弱，故而他虽有不世之才，终究未能取得卫青那么伟大的业绩。
第25章 熙宁变法（1）（）
在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里，宋仁宗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一年。他算得上是一位好皇帝，正是由于他的宽厚仁政，才涌现出像包拯这样刚正不阿的文臣，以及像狄青这样从士兵到统帅的武将。可是仁宗皇帝缺乏开拓进取的雄心，整个大宋政坛暮气沉沉，特别是“庆历新政”失败后，党争纷起，朝廷弊政日益显现。
公元1063年，宋仁宗去世后，宋英宗继位。英宗在位时间仅仅四年，属于典型的过渡型政权。此时大宋帝国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已是危机重重。帝国的危机可以简要地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财政危机；其二是军事力量薄弱。
有些人会感到奇怪，既然天下太平，为什么帝国会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呢？这里面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制度上的种种缺陷所致。“冗兵”“冗官”“冗禄”是造成财政亏空的三大原因。
在宋太祖时，帝国军队（包括中央禁军及地方厢军）数量是37万人；到了宋英宗时，军队猛增到了116万人，每年光军费的支出，就占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不仅兵员多，官吏也多。在宋真宗时，帝国官吏人数是1万多人，到了宋英宗时，已经达到2。4万人，几乎翻了一倍。宋朝以高薪养廉，每年官俸都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除此之外，朝廷还会发放许多额外的“冗禄”，比如高官在退休后还有发放“祠禄”，对于其后代还有“荫俸”等，以示皇恩浩『荡』。只是随着官吏数量以及“恩荫”人数的不断增多，这笔开销几乎成了无底洞。我们不要忘了，帝国为了维持与辽、西夏的和平，每年还提供大量的“岁币”，这也是极大的开销。以上种种原因，造成帝国表面风光，实际上财政已是捉襟见肘。
再来说说大宋的军事力量。
光从数量上看，英宗时代116万的常备军，放在今天也算是庞大的武装。可是大宋军事上的孱弱，在仁宗时代就尽现无遗了。且不说与西夏交锋时完全处于下风，就连西南算不上强大的侬智高，凭着数千兵力就可蹂躏两广，一路向东打到广州城下。这么多的军队干什么用呢？
宋朝在军事上积弱，是有历史原因的。
当年宋太祖陈桥兵变篡取政权后，吸取唐末以来藩镇势力强大、中央政权脆弱的经验，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把兵权收集于中央，大大削弱地方兵权，建立起“内重外轻”的军事制度。在宋初统一中国的战争中，这种军事制度的弊端尚未明显体现，当时用于扫平诸雄的主要力量，都是中央的禁军。
自“澶渊之盟”后，帝国进入长期和平时期，这种军事制度的弊端显『露』无遗。全国主要军事力量都集中于中央，那么边防怎么办呢？于是朝廷采取了一种轮戍的办法，中央禁军轮流到边疆戍兵。边疆将领没有一支固定的军队，军队没有固定的指挥官，“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领与士兵长期严重脱节，士兵的训练水平很低。遇到边疆有战事时，匆匆派中央军前往，结果士兵既不熟悉敌情，也不熟悉地形，也不熟悉将领，战斗力自然十分低下。
朝廷积贫，国家积弱。
帝国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时势造英雄。在这个时候，一位伟大的人物横空出世，他便是以变法光耀史册的王安石。
公元1067年，过渡皇帝宋英宗病死，他的儿子赵顼继位，史称宋神宗。
是年宋神宗年仅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在宋朝诸帝中，除了开国的宋太祖、宋太宗之外，就属这位宋神宗比较有雄心壮志。面对暮气沉沉的政坛，年轻的皇帝自然心有不甘，偌大一个帝国，却要受制于契丹、西夏，这皇帝脸上也没有光彩。他渴望着能像秦皇汉武那样，把帝国建成为一个超级强国，可是要怎么做呢？这时他想起了一个人，此人便是王安石。
为什么是王安石呢？
我们且来简单说说王安石的经历。他出生于1021年，二十一岁考中进士，任淮南判官，开始其仕途生涯。二十七岁时，王安石任鄞县知县，在任四年，政绩卓著，后调任舒州通判。大家都知道，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章、学问著称于当世，得到大文学家曾巩、欧阳修以及宰相文彦博等人的一致交赞，声名显于当世。1060年（仁宗嘉祐五年），王安石入京，出任三司度支判官，相当于财政部预算署署长。当时他便向仁宗皇帝上了一道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但是未被采纳。英宗皇帝即位后，王安石因母亲去世，依旧例守丧数年，暂时离开政坛。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还是一位出『色』的政治思想家，他对时局有清醒的认识，有非凡的见解，故而即便在野，仍有相当影响力。宋神宗之所以对王安石印象深刻，主要是从韩维那里得知其政治见解的。
韩维乃是王安石的好友，宋神宗还是太子的时候，韩维是太子府的书记官，经常给太子讲学论道，说到精彩之处时，他总是停下来谦逊地说：“这不是我的见解，这是王安石的见解。”正因为如此，宋神宗即位后，试图振衰起弊，重整国家雄风时，自然想到了王安石。
很快，王安石复出了。神宗皇帝先是任命他为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进京，皇帝亲自召他入对。
神宗皇帝开门见山便问：“治理国家，以何为先？”
王安石答道：“择术为先。”
神宗又问：“唐太宗如何？”
王安石回答说：“陛下当效法尧舜，何以效法太宗皇帝呢？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末世学者不能通达，以为高不可及罢了。”
我们都知道，尧舜在古代被认为是最为圣明的君主，王安石强调，为政就必须向最高的尧舜之道看齐。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变法有两次，一次是先秦的商鞅变法，另一次便是王安石变法。但是俩人的路是截然不同的，商鞅变法走的是法家路线，而王安石变法走的则是儒家路线。
神宗又问了一个问题：“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王安石并没有当场回答，而是写了一篇文章作答，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已经十分明确了。他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并且矛头直指“积弱”、“积贫”两大问题：“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场之权。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勤忧而国不强。”
可以说，君臣二人通过问答的形式，谈得相当融洽。宋神宗在王安石身上看到了帝国的希望，而王安石感于宋神宗的知遇，也竭忠尽智辅佐皇帝，推行改革。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轰轰烈烈的大变法开始了。
变法的目的，可用四个字概括：富国强兵。
王安石变法，便是围绕着“富国强兵”这条主轴而展开。主持变法的总机构是“制置三司条例司”，由陈升之、王安石负责，王安石为其灵魂人物。自秦汉后，中国政治的创新精神不足，守旧思想浓厚。只要改变祖宗之法，总会遇到一大堆人的反对。因此，从一开始，王安石就处于四面受敌的尴尬处境。为了确保变法的推行，他向皇帝推荐吕惠卿、章惇、曾布等具有革新精神的人物进入条例司，协助变法。
我们先来说说变法的第一项重要内容：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