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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马来西亚，以华人和马来人组成的临时政府已经成立并开始行使职权，所以谢昌云和中国政府坚决不同意将马来半岛问题列入讨论范围。
马来西亚目前没有任何英国势力，中国对马来西亚的控制已经既成事实，对此罗斯福也不好再为英国人讲情，所以关于马来西亚的问题只好搁置了下来。
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之后，谢昌云这才下令可以恢复执行缅甸的作战计划。
而这时，江西省府主席王如中、广西省府主席黄旭初、湖南省府主席薛岳、福建省府主席陈仪、浙江省府主席黄绍竑、河南省府主席孙蔚如、新疆省府主席张治中、绥远省府主席傅作义、川南公署主任潘文华、武汉市长贺耀祖等也陆续抵达了韶关。
在武汉市长的人选上，蒋介石颇动了一番心思，既用了中央系统的人，同时又体现了对韶关行营的论功行赏，说起来各方也都没什么不满。
谢昌云这次召集多名各地大员研讨经济是公开的行为，而且他还有着很充分的理由，就是“我只能在我能确保的地方优先发展经济。”
事实本来就是这样，谁会拿着投资来打水漂？所以对谢昌云这个论点，蒋介石不但拿他没有办法，而且还委派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兼经济部长翁文灏、刚上任半年的三青团干部学校教育长兼新生活促进总会干事蒋经国前来参加会议。
此外，云南、贵州、湖北、安徽的省政府也派出代表列席了会议。这种好事谁都想沾上一个边。
可是谁要想只在经济上得利却打错了算盘。
谢昌云提出的一揽子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包括了新兴投资、改造原有工业、增加出口产品生产、区域内产品和原料流通、继续推行土地改革、建立各级民主权力和民意机关、推行乡以下官员民选、部分地方试行县长民选、推行初级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
要想在经济方面与谢昌云控制的华南经济体系紧密相溶，就必须接受社会方面的改革，否则华南经济体可能会与你有一般的贸易交往，但想要吸引华南经济体的投资以及通过华南经济体扩大对外贸易、或是承接外销加工业务却不要做指望了。
目前中国的出海通道、主要出口商品和欧美等国的军需物资订货基本都在谢昌云的控制下，想绕都绕不开。
况且正式出席会议的省份和地方，要么是谢昌云的地盘、要么是已经尝到了综合发展的甜头，列席会议的四省中、湖北省府主席陈诚又是一贯的紧随谢昌云的步子，于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同步，就成了这次研讨会议的主流意识。
会议最后产生了两个最引人注意的亮点：
一是华南经济体将在两年内向有关省区投入资金三亿三千万元；
二是广东和江西两省将从今年度开始，将省财政的第一拨款权交给省参议会，同时厅长一级官员的任免也得获得省参议会的简单多数通过。
会议还决定成立一个经济与社会发展协调委员会，由谢昌云担任委员会主任、各省主席和非省府主席的战区司令长官担任副主任、方鸿进担任秘书长、张静江、邓汉祥、廖光恩和何其轩担任顾问。
翁文灏在会议临近结束时对谢昌云道：“谢主任，你这一下把全国三分之二地方的经济都连成了一体，两年的投资堪比过去数年，都我这个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长也望尘莫及呀！不过这是件好事，是个好办法，如果真能实施两年，我们不靠外来贷款也能把抗战支撑下去了。而且抗战结束之后，中国的经济马上就能够进入一个快速的发展阶段。”
谢昌云道：“翁部长看得透彻，我正是这个目的。不过我们的交通基础还比较滞后，这方面所需的投入还相当大，所以外面的钱该借还要借，我是多多益善，就是给我一百亿美金我也能用的出去，也能够还得起。”
翁文灏道：“谢主任搞经济和打仗一样，气度非常人能比，我对此没有任何怀疑，只是想配合谢主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谢昌云道：“这方面我还真有一事想向翁部长建议。目前我们国家的矿物勘测权都集中在政府手中，这样很不利于调动民间的积极性和资金，也限制了地质勘探的进度，影响了我国资源的利用。国民政府应该考虑把这个方面放开，谁投资谁受益，国民政府只负责监管和获取税收就可以了。你想，谁要是勘探到了矿物，要不要修建公路铁路，要不要搞深加工？这样就可以更进一步利用民间资本来达到一举多得的目的。”
翁文灏点头道：“你说这些实际上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国民政府以前也有尝试，但是由于各地割据、列强对中国筑路权的激烈争夺和日本的侵略而没有进一步实行。我觉得现在是可以重新考虑的时候了，回重庆之后我就来促动这件事。”
一些重要资源的分布谢昌云可是清楚的，不说别的，前世的大庆油田、大港油田、神府煤田、鄂尔多斯煤田、攀枝花钒钛磁铁共生矿、白云鄂博稀土矿，这些巨大的资源谢昌云都埋藏在了心里，一旦允许民间投资开发，谢昌云又是滚滚财源，而且还可以通过自己的控制来更好的利用这些资源。
比如前世的大庆油田，谢昌云就准备探明之后保留起来，先从中东进口石油来满足国内需要。南海也是同样，今世南海不可能再存在主权争议了，海底的资源中国完全可以尽情享用。
第四零九章傅作义臣服（）
相对注重经济的翁文灏，参加会议的蒋经国却另有一番见解。
谢昌云与蒋经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都喜欢喝咖啡，这天下午大家分头核定各省重要项目时，谢昌云带着咖啡来到蒋经国的住处，与他一边品着陈绪带来的埃塞俄比亚咖啡，一边就这次研讨会的有关内容谈了起来。
蒋经国在苏联很长时间、回国之后又先后担任过县长和督察区专员，对苏联计划体制和中国官督民办的经济都有着较深的了解，因此谈出了自己的观点道：“我们的经济发展比起苏联来感觉是多了一条腿，走起路来要灵活得多。但是中国的经济毕竟基础薄弱，又是战争时期，民间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对政府的依赖还很强，与某个地方的政府和掌权者的认识和支持有很重要的关联。老弟，你这一套由你来主持推行可以，换一个人根本做不到。但由此一来，各地方的差距可就越来越大了，而且在民主和社会方面，事实上也处在了不同的阶段。一国多制，以谁为根本政体？也不知是好是坏？”
谢昌云举起咖啡杯道：“我们今天喝的这个咖啡时原产地埃塞俄比亚的，但谁又能说美洲和东南亚的咖啡不行呢？具备了咖啡的基本味道，其他的细节就是伯仲之间了！推行经济和社会建设，手段可以不同，但衡量结果的标准却是相同的，那就是看经济发展了没有、看人民富起来了没有、看政府廉洁了没有？我搞这些不一定非得全面效仿，谁有更好的办法都可以使出来。因此国民政府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来，最后检验彼此的结果就是了。”
蒋经国道：“那党派的作用如何体现呢？中国如果没有一个核心的政党，如何能将人民的意志集中体现出来？但是一个政党内怎么又可以有不同的政策纲领呢？”
谢昌云道：“经国兄这段话道出了事情的本质了。国民党现在是借用抗战实行一党独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全部统一为一个腔调而无对比，又怎么能够知道自己的纲领政策是体现了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呢？我之所以在在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推行多元化，无非是给国民党、包括共产党、以及全国民众有一个可参照的比较标准，这对国民党也可能是一个促动。经国兄你在苏联的铁幕下差点连命都没有了，你不会希望中国今也是如此吧？”
蒋经国赶紧拍手道：“不会不会！我只不过是为了国民党的前景堪忧罢了。老弟你不是国民党员，自然不会有这些担心。”
谢昌云道：“实际上我所做的这些，与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不然这么多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怎么能容得了我？怎么会积极附庸？从这点来看，我倒是觉得自己顺应了历史潮流、而且顺应的很及时，因而才没有被动和危急之感。经国兄在地方的时候踌躇满志，怎么一到了中枢之后就迷失了起来？”
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