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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官、以及西北兵站和四航司西北指挥部的负责人，进行了进一步的布置。
有一些在八战区长官部不能明说的战略意图，谢昌云必须要向自己的嫡系交代清楚，而且在针对苏军的战术方面也要有详尽的部署。
在鄂尔多斯，谢昌云还与奉八路军总部之命前来接洽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周士第见了面。
周士第是广东海南人，黄埔一期生，长征时在中央纵队，与谢昌云也算是面熟。而且周士第北伐时还曾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参谋长，与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叶挺更是老乡加老上下级的关系，因此受到了谢昌云和叶挺的热情接待。
对于担任侧翼掩护的任务，有军委的布置，有谢昌云和叶挺的情面，又得了那么多的装备和经费，周士第毫不犹豫的便承接了下来。
四月十五日，谢昌云把史迪威打发回了韶关，自己则带着李一权由鄂尔多斯飞抵了延安。
带李一权到延安，一是要让他与中共进一步接洽晋察冀八路军的配合问题，另一方面是姐姐谢昌敏带着女儿儿子现在正陪着父母在延安毛泽东家，绥察的仗一打起来不是一下能完，谢昌云想让姐姐姐夫一家短暂的团聚一下。
当谢昌云把何欣怡怀孕的事告诉了父母后，谢刘氏当时就坐不住了，立刻就准备收拾东西跟谢昌云返回韶关。
谢昌云好一阵劝说，加上毛泽东和贺子珍的一再挽留，这才让谢刘氏答应了在延安再住一个月。
谢昌云每次来延安都会带来一些新的消息和对国内外局势新的分析，这次也不例外。
而且这次谢昌云的身份又高涨了，不但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还是盟军中国战区的副统帅，从道理上来说，中共部队也应该在他的权利管辖内。
刨去谢昌云与中共的特殊关系，只从职务上看，谢昌云已可以说是到过延安的最高级别官员了。
之前来过延安的张学良、卫立煌、国民党代表张冲等，与谢昌云都不能相比。
毛泽东对自己的学生的升迁之快深感欣慰和得意。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共产党内对必须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统一在毛泽东的周围的认识，也与谢昌云的崛起有着一定的关联。
毕竟共产党内现在都普遍把谢昌云离开红军到广东的发展，认作是毛泽东的一个杰出布局。
当然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和王稼祥等都清楚事情的原由，但谁又会另外发表一番为全党所不容的解释呢？
到延安的当晚，谢昌云向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通报了中国战区组成之后可能的战略演变、以及四战区近期多项军事行动的进展情况。
听到美国将在一年之内向国民党军队提供十二个师的先进装备和多架飞机，中共领导人的神色都有些黯然。
谢昌云解释道：“这方面其实也不必太担心。蒋介石目前只能掌握六个师装备的分配权，西北的胡宗南部充其量只能分到一个师的装备，有新一军在西北，胡宗南根本不敢对陕北有任何举动。”
王稼祥道：“可是国民党的总体实力这一下就增加了不少，恐怕对我们的态度会由此强硬起来。”
谢昌云道：“这个不会。从现在起一直到抗战胜利，只要共产党坚持执行向北发展的方针，国民党在军事上不可能再有大规模的反共行动。这不是蒋介石要放弃反攻政策，而是考虑到会为国际联合反法西斯的形势所不容。而且共产党也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来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包括得到军事方面的援助。”
毛泽东吐出了一股余烟之后问道：“昌云，你可以说说你的想法嘛！”
谢昌云道：“我认为重点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要多开展一些对日作战行动，规模不一定很大，但是要持续不断；另一个就是政策方面的问题了，一个是农村的土地政策，一个是城市的资产政策。我认为很有必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下，再做一些更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解释和发展，其主要核心是能否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理论性质做一些突破。”
后面一项建议，是谢昌云经过了许久考虑后才说出的。现在在与中共的关系发展方面，谢昌云遇到了一个瓶颈。对于今后中国的经济体系，他是主张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就是国家的宏观控制与自由经济相结合的这样一种世界通行的经济体系。而中国受苏联影响，却坚持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理论，而且由于战事经济困难的原因，一直在实行严格的供给制，势必会影响内部人员的经济观念。这与谢昌云的主张就形成了很大的对立。
尽管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将资产阶级分为了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大部分，并分别制定了不同的政策，也获得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认可，但是这种政策的条框还很粗犷，适应的弹性也相当大，而且本质是一种政治纲领，并没有相应的经济纲领来进行阐释。
另外在土地问题上，中共现在虽然暂时停止了对地主富农土地的没收，以减租减息政策来代替，但是中共并没有彻底放弃无偿没收土地的根本政策，党内希望重新搞土地革命的呼声一直大量存在，而且一些根据地也出现了许多给与敌占区有经济往来的富户扣上一顶汉奸帽子，然后据此无偿没收其资产和土地的现象。
谢昌云不会为了追求与中共的持久关系，而改变他认为可以振兴民众的政治和经济主张，但是也不想与中共产生根本的对立。所以他希望中共能够尽快对基本政策做以更大的调整。
虽然谢昌云语出惊人，但中共领导人对他的动机和根本目的并没有产生怀疑，在沉默了一阵之后，毛泽东再次提出希望谢昌云能够把他的考虑讲完全。
毕竟毛泽东等亲眼看到过广东和赣南实行和平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后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并且对此进行过认真的思考。
但是谢昌云说到这里便不再肯多说了，只是提出希望中共能够在根据地内选择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在工业、农业和商业内做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分配形式的对比，这样才会取得更直接的数据，才会更有说服力。
毛泽东对谢昌云的这个建议倒是马上给予了认可，他道：“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去尝一尝。和平土地改革的试点、生产资料不同所有制的试点、分配形式不同的试点，陕甘宁要搞、晋察冀要搞、晋冀鲁豫也要搞，凡是有条件的地方都要搞，不但中央要获得经验，各地的同志们也要能获得体会。延安附近选一个地方，再选几个工厂矿山，我们中央的同志，我们的洋秀才和土秀才都要参加，看一看生产资料的形式变了，我们党还也没有能力管理这一切，我们的党是被削弱了还是被加强了？我认为拿出一些地方来搞实验，就算是有百分之十，这些地方还是在我们共产党的领导下，即便是效果不理想，我不信就会把天翻到太平洋里去。”
毛泽东的话刚一落，张闻天就接着道：“我们目前开展的整风学习，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总结我们党二十年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并形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中国特点的革命理论。我赞成泽东同志的意见，我们可以试一试。”
专门由重庆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周恩来也道：“党外的一些朋友，很赞成我们根据地的民主风气，但很多还希望我们能够进一步扩大对中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团结，这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些尝试。”
三个巨头相继表态，事情就算基本确定了。
谢昌云仔细考虑了一下，认为中共能够重视并同意自己的建议，主要原因可能一是受到了国民党从美国那里接受了大量援助、而自己从苏联那里却毫无所得的刺激；二是由于自己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共摆脱了生存的危机感，因此得以有条件从容考虑怎么样发展才更为有利的问题。三是有了自己一贯的强力支持，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已无可撼动，没有必要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来行事了。
不管原因如何，谢昌云这次来延安还是达到了他所想的目的。
而王秋这回又向毛泽东交了一万元的党费，让毛泽东高兴的把她好一阵夸奖，说王秋这一万比谢昌云的一百万还来的珍贵。
谢昌云大致算了一算，这三年每逢过年，廖光恩、何其轩、潘文华都是给王秋一个一千元的红包，廖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