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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谢昌云就把满腔的悲愤和怒火发泄到了马步芳的头上，他当即写了一份电稿让电讯处用明码发出：
马步芳，你记住了，这一次你倒欠我二十万。如果再有下一次，信不信老子派飞机去炸了你的老窝。
接着，谢昌云又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
毛主席，惊悉董军长遇难，深表哀悼。西路军处境令人堪忧，如进退皆有困难，可否由我协助稳妥处理。
谢昌云决定不管中共同意不同意，西路军的事他也不能再坐等了。
可是，谢昌云还没等到毛泽东回电，西安的杨虎城却突然给他发来了一份求助的急电。
第一一九章再陷危机（）
由于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在了南京，经过军事法庭审判定罪之后虽然对其予以了特赦，但同时又宣布将他交由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就使得共产党、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联盟失去了最重量级的人物。
同时蒋介石在以重兵逼近至华县与渭南之间、继续对陕西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也采用了从内部分化瓦解“三位一体”的手段，提出了解决西北问题的两个方案。
甲案为：东北军移至甘肃，十七路军驻扎渭河以北，红军退回陕北。
乙案为：东北军移至安徽和淮河流域以北地区，十七路军驻防甘肃，红军仍退回陕北。
在明知不具备与中央军正面抗衡的实力的情况下，甲案无疑是“三位一体”这方的最佳选择，虽然丢失了渭河以南及西安的富庶地区，但反过来又获得了甘肃大部，三方的管辖地不但扩大了，同时在地域上仍然形成一个整体，这样“三位一体”的联盟就可以继续保存下来。
所以共产党和杨虎城以及东北军的王以哲都倾向于执行甲案。
但蒋介石的招数高明就高明在他算定了东北军虽然在“三位一体”中势力最大，但却由于群龙无首而成了最薄弱的环节，那个乙案就是针对这一点来的。让东北军离开西北贫瘠之地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这个中国的中心区域，其实上是给东北军下了一个诱饵。
昔日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是被动一方，但现在他却完全占据了主动。东北军十余万人马要吃要喝、要军饷、要补充，但共产党和杨虎城都供不起这些，只有他蒋介石才能做到。所以，除王以哲意外的大部分东北军高级将领都表示愿意率部到安徽一带去。
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军就分为了三派。一派同意去甘肃，一派愿意到安徽，还有一派则是主张与蒋介石决一死战，以武力解救张学良的主战派。
而受张学良委托代行负责东北军事务的甘肃省主席、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则因为其所部不是东北军的老底子而难以有施为。
与此同时，共产党在对东北军的认识上却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因为东北军中主张与共产党合作的共产党大部分都是中下级的少壮派军官，而除王以哲以外的大部东北军高级将领，以往之所以对共产党表示出友好的态度，主要还是看在了少帅的面子上，实际在心里并不看好与要钱没钱、要地盘没地盘、要人没人的共产党进行合作的前途。
关键就在于共产党把那些喜欢出头露面的激进少壮派军官当成了东北军的主流，从而过高的估计了他们对东北军的掌控能力。
而东北军的控制权实际上还是掌握在那些高级将领手中，也算是割据一方的杨虎城比共产党要清楚这一点。
就在东北军大部分将领都表示了希望离开西北、而周恩来却还在被那些主战的少壮派纠缠住的时候，眼见形势不妙的杨虎城就想到了远在广东的谢昌云，便立刻给谢昌云发了一个电报说明了情况，并恳请他速来西安。
谢昌云此刻正在为广东将要实行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做着紧张准备，接到杨虎城的求援电报之后，便就去还是不去，与陈济棠等进行了商议。
目前西安的形势就是再乱也影响不了大局，而广东这边的诸事却要倚重谢昌云，所以陈济棠等人权衡了利弊之后，认为谢昌云虽然再去西安的意义不大，但是杨虎城怎么说也是一方势力的代表，既然开了口也不好直接回绝，而且广东也不能显得薄情薄意，所以还要好言向他做些解释。
谢昌云自己也正是这个意思，然而真正的原因他并没有说出来。
因为谢昌云知道王以哲已成了中共的秘密党员，而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实际上比张学良走得还近，无非是因实力小一些而做的隐匿罢了，现在急于请自己去的目的不外乎是想获得一些从中共那里得不到的实际援助，以便增加在“三位一体”中的话语权。另外东北军那批少壮人物，则因思想激进、而且都为张学良所重用，在最初促成张学良和中共合作、以及后来的西安事变中发生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几乎被中共完全当做了自己人。
所以，在中共自觉得能控制“三位一体”的情况下，谢昌云如果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行事，势必会照成中共的误解。可如果是全力去帮助中共，一是目的性太暴露了，有损自己树立起来的不依附哪个政党的形象；二是如果一旦局势朝坏的方面突变，致使中共和杨虎城没有获得预期的目的，那么自己一裤脚的黄泥巴算是洗不掉了。
所以谢昌云觉得时机还不到，目前这滩子浑水最好不好趟。
于是谢昌云便给杨虎城回了一封电报，对自己目前事情太多暂脱不了身表示了歉意，望杨主任能稳妥处理与东北军的关系，并加强对西安的警备，以防从内部发生不测，自己过完年后一定赶去一趟云云。
接着，谢昌云又再次给毛泽东发了一个文字较长的电报。他分析了西安事变之后的形势后认为，共产党虽然通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获得了合法地位，但蒋介石的影响力也因其地位的无可撼动而得到了提高。他建议中共应解决三个方面的认识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第一是中共是否有实力维持“三位一体”的问题，有没有采取主动把其由互为依存关系，转换为互为协作关系的可能。
第二是依靠什么来发展壮大自己的问题。是坚持独立自主、争取广泛合作的基本方针，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任何实力强于自己的人身上。
第三是发展时机的选择问题。要充分考虑目前自身条件是否许可，外部环境是否成熟等因素。
最后，谢昌云建议中共应当尽快与东北军中的主战派切断关系，或是说服王以哲等将这些人立即调离西安，以免因他们的过激行为造成更大的混乱。
此外，谢昌云还祝贺了中共领导机关迁进驻延安，并呈上了一份马上就会由延长油矿转交实物的丰厚礼单：三辆卡车、一辆救护车、三个汽油发电机组、一个中等医院的全套设备。
电报发出之后，杨虎城和毛泽东都未做回复。
但谢昌云知道西安局势已危在旦夕，便指示情报处西安组加强对东北军主战派几个重要人物的监视，同时还制定了一个绝密行动计划。
一月三十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发布了铨叙公告，铨授谢昌云陆军少将并加授中将衔；铨授余汉谋、李汉魂、廖广泽、蔡南等六名粤军将领为陆军中将衔。
按国民革命军的军阶制度，叙铨军衔为正式军衔，加授军衔为职务军衔。这就等于民国政府正式确认了谢昌云的最低军衔为政府实授的国民革命军少将，而非先前的由广东自封、军政部备案并未铨叙军衔。
可以说这是蒋介石破例给予了谢昌云一个回报，也是送给他的一份新年贺礼。同时这也是对广东释放的一个友善姿态，捎带着余汉谋等的领章上也多了一颗三角金星。
广东各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一消息，各界名流也纷纷前穿梭祝贺。
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刘湘、马步芳、杨虎城等，以及被软禁的张学良都给谢昌云发来了贺电。
而远在上海的何其轩则大摆筵席，借机正式对外宣布了他已收谢昌云为义子的消息。
就在为谢昌云等的庆贺之声还未淡去时，从西安传来了王以哲以及几名东北军重要人物被少壮派枪杀、而另一个军长何国柱也险些遇害的消息。
国民政府、各地方势力、各政治团体和知名人士都纷纷谴责了这一暴行。
东北军王以哲的部下则置与中央军对峙的渭南前线于不顾，返身杀回西安要为王以哲报仇，而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