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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人打着捍卫大明道德法理的旗号运行权力，其实只是为了能够在将来帝国的权力新格局中实现利益最大化。
东林党人这么做显然是违背了明光宗的遗命，李选侍既受皇命，那就要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她当然不能坐视东林党人的霸道行为。而东林党人无视先皇遗命，为了能够控制新皇帝，他们就必须在这场三方博弈中，想尽一切办法将李选侍踢出局。他们要求李选侍空尽快搬出乾清宫，与太子脱离关系。
为此他们不惜撕去自己的道德外衣，用尽各种手段。他们结党上门『逼』宫，催『逼』李选侍搬出乾清宫。甚至连李选侍想与太子『乱』伦这样的理由都能生造出来，可见在权力面前，以学术涵养著称的文人也无所谓道德底线。
首辅方从哲认为迟搬几天也可以，可东林党人却心急火燎，表示如果李选侍一天不搬出乾清宫，他们也赖在这里不走。在东林党人的催『逼』之下，李选侍只好搬到宫女养老的地方去住。离开皇帝身边的李选侍，就像一个武林高手废去了自己的武功。对于李选侍来说，她失去的是参与辅政的能力。
由此可见，移宫案的实质在当时的背景下相当于一次非暴力政变。在帝国皇权的交接时刻，既定的政治格局需要来一次重新调整，有时候面临的还是一种颠覆『性』的破坏。为了能够通过控制新皇帝而继续掌控权力，东林党人在帝国新旧势力交替之际，不惜使用这种非常规手段。
第78章 “连环三案”将帝国逼进死胡同（4）（）
在连环三案中，有一个人身陷其中，成为东林党人打击的主要目标，那就是方从哲。
首辅方从哲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入内阁，第二年成为首席大学士。万历朝的最后几年，内阁中就只有方从哲一人独相，权势极大。
其实方从哲并不是一个强势的独裁者，史料对其评价是“『性』柔懦，不能任大事。”
首辅方从哲作为帝国官僚集团的带头大哥，这是东林党人最不能容忍的地方。为了壮大己方势力，他们自然会将方从哲视为自己的打击目标。礼部尚书孙慎行（东林党党人）在劾疏中就直接指认方从哲犯下弑君之罪，“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辞弑之名，益难免弑之实。”而且请求天启皇帝为帝国除恶，杀了方从哲。
这时候，方从哲为了能够摆脱东林党人的纠缠，做了一件自认为聪明的事。
他在征得中书省各位阁臣的同意后，颁布了由他亲自起草的遗诏。在这份遗诏里，他以明光宗的名义褒奖了李可灼，并诏赐钱物。方从哲以为这样就可以平息言官的攻击。结果事与愿违，这份褒奖李可灼的遗诏刚一颁发，就引得朝堂内外群情沸腾，攻击更甚。
方从哲本来就因为“三大案”成为众矢之的，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他只好提出退隐的要求。为了缓和政治斗争引发的矛盾，天启皇帝也就顺势批准了他的要求。
泰昌元年（1620年）十一月初，在帝国权力场上执政八年的方从哲，在萧瑟的秋风中黯然地离开了帝都。
对于少年朱由校来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接受的第一门人生课就是政治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思维判断和行为方式。
一是成年后的天启皇帝始终对政治意兴阑珊，以旁观者的姿态参与帝国事务；
二是天启皇帝缺乏安全感，始终在极力地逃避现实，将自己固着在幼年状态。而这种心理幼稚的外在表现，就是对母『性』（他的『乳』母）长久依恋。
少年天子朱由校在运作皇权时急需一位政治代理人，或者说是权力经济人。从朱由校从政的经历来看，他应当属于那种不愿意承担皇帝职责的“甩手派“君主。他的“甩手”并不是将权力完全甩出去，而是将政务当作一个皮球踢给了他的权力代言人——宦官。
在天启皇帝登基前后的一个月时间里，对于帝国的新主人而言，这一个多月的风云激变，无疑是个人社会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更何况朱由校只是个心智初开的少年，又加上本身属于断『奶』比较迟的晚熟型男人，对未知的帝国命运缺乏安全感。
在这三十多天的时间里，他耳闻目睹了太多的宫闱阴谋和权力党争。而这所有的一切都集中于：篡夺或者分肥帝国的权力。
这时候内官中的第一号人物是大太监王安，王安不光是先帝（明光宗）的伴读太监，更是东林党中许多政界要人的好朋友。在“移宫”案中，就是他与东林党人里应外合，『逼』走了李选侍。
王安在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之后就迅速晋升为司礼监秉笔，成为光宗身边最为信赖的宦官。
第79章 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1）（）
从某种意义上讲，大明帝国的最高层是一个由皇帝、内阁和司礼监构成的权力三角。
皇帝作为三角中的至高点，帝国的一切权力都应该归属于他。可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很多时候皇帝对权力的掌控只是象征『性』的。为什么说他是象征『性』的？皇帝虽然是三角中的一角，可一旦其它两角抽离而去，帝国的权力架将会陷入崩塌。
在这权力三角中，内阁大学士替皇帝思考治国之道，并以代皇帝拟旨的方式来分肥帝国权力这块大蛋糕。最后通过司礼监秉笔的手，使内阁的治国理想变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行动；这样一来，司礼监秉笔就有了自己的权限，他既可以让内阁的理想化为泡影，也可以使内阁的理想成为全国一盘棋的统一行动。
明朝以前的王朝，大多走的是皇帝和丞相的双核体系。丞相虽然不能完全限制皇权，但最起码可以在皇帝年幼或其他种种原因造成皇帝无法履行职责时，避免皇帝身边的近侍利用皇帝的名义过于干预帝国的行政体系。
明朝行政体系的形成，使得帝国的权力核心指针完全偏向内廷，外廷反而成了花瓶似的摆设。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皇帝懈怠于政务，太监擅权时，外廷根本就没有可与之相抗衡的强人能够站出来。
虽然帝国在万历年间，曾经出现过张居正这样一个强势内阁，但这种强势并非来自于行政体系本身。它主要还是由于权力系统内部人际关系发挥的作用，年幼的皇帝对自己老师的自然依赖和当时司礼监掌监冯保的通力合作。
等到张居正死后，帝国再度陷入内廷为大的怪圈，而外廷再无可与太监们相抗衡的实力。
帝国文官集团再无核心可依，彼此互相争斗侵压，限于党争的泥沼难以自拔。文官集团的势力本来就弱于宦官集团，再加上常年内斗，分散力量，就更无法与宦官们抗衡。
帝国从朱元璋削夺相权就定下了一个调调，那就是权力要围绕皇帝转，尽可能压低官僚集团的权力值。自明成祖朱棣以后，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而皇帝与朝臣都在行政体系中边缘化，帝国的命脉也逐渐转移到宦官的手中。
如果我们把明朝的宦官时代划分界限，王振无疑是第一代宦官之王，刘瑾是第二代，魏忠贤是第三代。
朱元璋挂出的铁牌怎会锈迹斑斑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之外并没有真正染指权力。草根出身的朱元璋九死一生，才为朱家子孙们赢得这大明天下。当国家建立以后，那些曾经的战友（功臣）业已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权力禁脔又岂容那些宦官们染指？朱元璋亲眼目睹过元末宦官的危害，从手握皇权的第一天起，他就下决心从根本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在古代官家权力集团的博弈中，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拔河论。拔河的双方，一头拴着是皇帝，另一头则拴着官僚集团。其实本来与宦官们并无多大关系，宦官充其量在权力系统中也就扮演着“打酱油”的角『色』。
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将权力看护得很紧，他废除丞相制，是因为在他的权力系统中并不需要丞相来平衡权力，他以为凭借自己的一人之力就可以把另一端的官员拉拽得脚步踉跄。朱元璋的贫农身份，应该属于草根中的草根。
不要说是宦官，就是那些长年在权力底层捞油水刮地皮的胥吏对于当年的朱元璋来说也是手握伤害权的大人物。所以在他刚当上皇帝的前几年，对那些在权力场中“打酱油”的宦官更是严加防范。这时候明朝宦官的主要职责就是服务于宫廷生活，其活动范围很难越出森严的宫墙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