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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没有导致帝国的权力架崩塌，但它却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隆庆皇帝显然对帝国的政治制度和自己的能力有着清醒地认识，他既做不到像孝宗那样一心扑在工作上，又同样无法做到像武宗那样离经叛道和世宗那样刚愎自用。我始终怀疑他是一个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要知道在他的权力系统内部，活跃着当世几位顶尖高手，他们俨然就是文官中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无论是大学士徐阶，还是紧随其后的高拱和张居正，哪一个不是精明强干又野心勃勃的政治狂人。他并不想让自己卷入皇帝与文官无休止的争斗中去，或许正是这些原因，才使得隆庆皇帝在位期间，以隐形人的姿态示人。他从来不做出任何重要的政治决断，这么做就是为了避免卷入皇家和文官的权力纷争当中。
因为权力中心的下移，最有可能出现以下的两种情况。一是帝国的中央权力系统由数位权臣共同掌权，其后果是极易引起文官之间的倾轧或党争，并由此影响到朝政。二是在中央权力格局中出现一位大权独揽的权威型人物，并由他以皇帝的名义来行使皇帝的大部分行政权力，就像万历初期的张居正那样。
如果出现第二种情况，会同样带来两个棘手的问题。一是如何保证这位文官独裁者不用手中的特权为自己的圈子或个人谋取私利，甚至威胁皇帝的地位，动摇王朝的根基；二是如何避免这位文官独裁者的权威一旦失去时所带来的各种灾难『性』的后果。
第65章 与狼共舞的日子（2）（）
隆庆皇帝朱载垕在位六年时间里，他所推行的政令可以用“简单”二字来形容，这主要和他隐形的执政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个人生活作风方面，朱载垕并不像他的父亲嘉靖皇帝那样喜欢干一些炼仙丹集青词玩弄女『性』的荒唐之事，应该算得上是一位还算靠谱的君主。也许是『性』格使然，隆庆皇帝在执政方面表现出柔『性』有余，刚『性』不足的缺憾。如此一来，在其执政期间，帝国的权力运行为后世埋下了太多的伏笔。
比如说辅政的各大臣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这就是朱载垕的隐形权力留下的祸患。
皇帝既然喜欢当甩手掌柜，这就为那些内阁官员的明争暗斗腾出了巨大的空间。官员之间的争斗变得尤为激烈，就连宫中那些掌权的太监也都裹入其中。先是隆庆元年（1567年）高拱罢相，徐阶作为首辅挤走了高拱。不久后徐阶自己也被时势淘汰出局。
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内阁迎来了一场大风波。吏部尚书杨博致仕，朱载垕召高拱复入内阁，兼掌吏部事。从此内阁和吏部的大权就集中到高拱一个人手里，他成为名副其实的首席内阁大学士，也就是首相。
高拱能够入阁，完全是宫中太监从中周旋的结果。朱载垕是个宽厚之人，但是因为他和大臣平日里联系极少，所以在关键时刻能够左右他的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往往是那些伺候在身边的内监。隆庆初年最得朱载垕信任的太监是滕祥、孟冲、陈洪，这帮人有事没事就喜欢领着朱载垕吃喝玩乐，消磨皇帝的意志。
这难免会让人联想起，唐文宗时期的当权宦官仇士良，这是一个穷凶极恶之人，杀二王、一妃、四宰相，把持朝政二十余年将坏事做尽，却依然能够享受到皇家的最高礼遇。他在晚年向身边的太监们传授秘诀时说：“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读书亲近儒臣。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新唐书·仇士良传》）。仇士良在这里就是告诫他的那些徒子徒孙们，侍候皇帝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能让他闲着，要让他一天到晚追求吃喝玩乐，不要给他读书问政的时间。皇上不管事，凡事全靠身边的太监，那么宠信和权柄也就也就自然落在了太监的身上。
有人将仇士良这一套经验称之为“『迷』龙术”，可见随着年代推移，宦官们的心机越来越深。凡事只要用心，裤脚管下的虱子早晚也会爬上头顶。而仇士良那一套免费教材——“『迷』龙术”也因此成为宦官成功创业的必修科目。
徐阶显然没有将这帮“『迷』龙术”的传人放在眼里，最终吃了亏。隆庆二年（1568年），徐阶被强行离职退休，便是因为和太监关系紧张，导致滕样、孟冲、陈洪等一帮太监在皇帝面前集体中伤。等到高拱入阁以后，文官集团与太监的关系得到了极大地改善，尽管如此，可仍然无法圆满地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司礼掌印太监出缺时，冯保认为应由自己顶补，谁料高拱推荐陈洪。等到陈洪出缺时，高拱再次绕开冯保，推荐了孟冲。几次三番，冯保在失望之余更加仇恨高拱。这也为后来，张居正和冯保联手对付高拱，埋下了伏笔。
高拱重新入阁以后，张居正处在了一个较为尴尬的位置。一边是自己的老师徐阶，一边是权力新贵高拱，自己夹在中间，所走的每一步都要步步惊心。热衷权力的人是不会轻言放弃的，但是要想让权力之花常开不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高拱对于张居正，固然感到威胁，但是张居正对于高拱，也时时感到危险。“尔诈我虞”，成为高、张联合内阁的主旋律。传闻徐阶的儿子送三万两银子给张居正。在大学士的朝房里，高拱看见张居正，便半真半假地问起这事。因为是当着众人的面，让张居正有些下不了台。他当时脸『色』就变了，然后极力否认。经过这样一番剖白以后，高拱才出面予以澄清，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如此一来，这件事才算勉强告一段落。
。
隆庆朝的最后一年，在帝国的最高权力中枢机构里，在帝国的权力巅峰之上，就剩下了两大高手。那就是高拱和张居正。高拱和张居正曾经是最好的朋友，他们有着共同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们将会是帝国文官集团中的最佳拍档。所有的人都看好的事情，并不代表即成事实。所谓拍档，往往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至少有一个人并不认为权力中央可以容纳下两大高人的存在，此人就是张居正。
在张居正看来，帝国的官场就像是一个炫目的舞台，而他却又是个不喜欢跳“双人舞”的演员，他要把所有的聚光灯的光芒都集中他一个人的身上。在官场打拼多年的张居正也明白这个道理，要实现第一男主角的梦想，那就要将高拱挤出权力舞台的中央，可这又谈何容易？
高拱在帝国权力核心层中的威信还是很高的，大臣们也都唯马首是瞻。所有的人都睁大眼睛，期盼着帝国的权力系统能出现张、高二人同心同德，共赴时艰的美妙画卷。
高拱和张居正曾经有过一段甜蜜的时光，而且是非常要好的那种朋友。他们都为彼此能够成为朋友，感到欣慰和自豪。官场需要朋友，需要那种真正能够抛去利害计算的朋友。
高拱和张居正虽然是朋友，但却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无论是『性』格还是人品，可以说都是两个世界的人。高拱比张居正整整大了十二岁，通过科举登第进入仕途也早六年。在讲究权力排序的年代里，高拱应该算是张居正的前辈。
帝国的文官在起步阶段都与科举制度有着密切关系，逢进必考。建国初期，朱元璋推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其本意就是为了加强对文官集团的控制。但这种制度一旦付诸实施，实际上控制所有举子命运也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帝国的人才选拔权仍然掌握在文官自己的手中。皇帝其实是很想将这种选拔权揽过来的，比如说殿试就是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的举行意在告诉天下文人，只有皇帝才是真正决定他们命运的终极推手。
在殿试结束而公布考试结果的时候，被录取的三等举子前面一律冠以一个“赐”字，分别为“赐进士及第”、“赐进士出身”和“赐同进士出身”。然而殿试毕竟是一个形式。参加殿试的资格是先通过由礼部官员负责的会试。凡通过会试者一律参加殿试并一律保证通过，皇帝只是偶然更改一下名次。而要取得会试的资格，则必须通过由文官主持的各省乡试。而乡试资格的获得，则是通过府县的考试而成为秀才。
在这层层的考试中，主考文官对士子的政治命运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他们实际上取代皇帝而『操』持着人才选拔的大权。在应考者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