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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郑本公率四十四人联名上奏。
在这次联名上奏风暴中，朝廷的大小官员一口气上了十三道奏章，嘉靖皇帝将奏章扣在手里（留中不发），不予理睬。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五日，眼看第二天就要上尊号了，嘉靖皇帝还是没有给群臣一个交代。大臣们对嘉靖的态度极为不满，情绪也颇为激动。等到散朝过后，护礼派二百多人不愿离去，他们集体跪在左顺门外，高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以杨廷和的儿子翰林学士杨慎为首的新护礼派官员更是情之所至撼门大哭，声震阙庭，哭声和喊声冲破云霄。朱厚璁命太监传谕说：“尔等姑退！”但是，那些组团前来官员到中午仍然伏地不起。根据史料记载，参加此次集体示威的官员共计二百二十余人，其中六部尚书正部级五人，监察院都御史正部级二人，六部侍郎副部级三人，另有三品以上高级官员三十人，翰林院、詹事府等十余个国家重要机关的官员一百余人。
嘉靖皇帝大怒，立即派锦衣卫将翰林学士丰熙等八人抓了起来。矛盾再度激化，官员的情绪就像被人点爆的汽油桶，左顺门前出现严重『骚』『乱』。朱厚璁见事态无法控制，下令将闹事的所有官员全部逮捕入狱。
紧接着，嘉靖皇帝将章圣皇太后的尊号定为“章圣慈仁皇太后”。在举行册礼时，很多朝廷官员都拒绝参加册封典礼。七月二十日，当锦衣卫请示嘉靖皇帝，那些关在狱中的和待罪的官员该如何处理。嘉靖没做过多犹豫就开出罚单：四品以上停俸，五品以下当廷杖责。
皇帝如此决绝，那些执行者又怎能手下留情。廷杖是一门技术活，火候的掌握更是高深的学问。有史料记载，那些行刑的武士都经过专业训练。在训练过程中，他们会用宣纸包着砖头，然后用棍子击打。直到练就宣纸不破，而砖头尽碎为最高级别。如果能打到这个级别，基本上就可以开门营业了。
那些私下塞红包的，有上级官员打招呼的，执行者就手下留情，虽然表面上被打得皮开肉绽，实际上都是软组织损伤，回家涂了『药』，起来就能游泳。要是既无关照，又有私仇的，那就用最高级别的杖法，一棍下去表皮完整，内部大出血，就此丧命也是平常之事。
朱厚璁决定痛下杀手，那些五品以下的官员一个个被锦衣卫拖翻在殿廷上，一顿廷杖只打得他们皮开肉绽。在这次雷霆风暴中，有十六人先后受杖而死，四品以上及司务等官暂且待罪，有八十多人录名待罪。儒家的政治传统讲求的是忠君之道，要求以“道高于君”和“从道不从君”作为臣子的行为准绳，以不怕死的无畏精神，把直言敢谏、冒死强谏作为匡正君失的最佳选择。作为官僚集团中负有“言责”的一个特殊群体，言官是理所当然地肩负“以道事君”的使命。
当然有言责的文官集团并非铁板一块，随着世宗不由分说打击言官力度的加大，随着一个个正直的言官在棒喝与血腥中倒下，那些逃过劫难的言官多少会削减其政治热情而趋向缄默善变。他们中的很多人，由最初的一根筋开始变得阿谀逢迎。这是因为直言极谏言官吃大棒子，而趋炎附势者分到的却是糖果，两下比较，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趋利避害。
第56章 血色帝国的十字路口（4）（）
时隔不久，嘉靖皇帝就将父亲的神主从安陆州迁到京城，安放在观德殿。他给父亲兴献帝的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先前的“本生”两个字已被悄悄抹去。嘉靖七年（1528年），嘉靖皇帝终于如愿以偿，追封自己的生父为明睿宗，其牌位入主太庙，摆放在明武宗之上，自己的生母也被封为皇太后。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张璁议奏上前，嘉靖皇帝虽然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却不敢将自己的个人意志强制推行。因为那时候他心里也清楚，他的理由和依据是站不住脚的，他是在做一件违反儒家经典、礼制、祖训的事。
凡此种种，正是内阁官员和大臣们借以限制皇帝独断专行的法宝。君主专制制度的时间越久，这类法宝就会积累得越多。在尊崇兴献王这事上，如果没有张璁这些权力投机者，光凭嘉靖皇帝个人，是很难扭转被动局面的。而且即便有了张璁等议，拒绝中旨的斗争还是延续了两年多。由此可以看出，明代皇权受内阁、廷议的限制是何等之大。
大议礼之后，一批支持嘉靖皇帝的权力投机者如张璁，桂萼等中下级官员进入内阁。这批人的权力运行之道，就是以绝对服从皇帝的权威为天职。在大议礼事件中，与皇帝与议礼派苦斗三年的文官集团，在新的权力结构面前分崩离析。此后，帝国虽然也出现过海瑞这样直言犯上的人物，但就整个文官集团而言，却再没有了制衡皇权的心气。直到半个多世纪后，幼主万历继位，文官们才算稍稍恢复元气。
正德和嘉靖两位皇帝在自己执政期间都遇到了直面百官哭求的状况，万般无奈之下他们都动用了廷杖。但两人得到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前者即便动用了廷杖，也没能完成自己的政治主张，依旧屈从于官员集团所带来的政治压力。后者打出了威风，成了真正的胜利者。
如果从『性』格上分析明朝的16个皇帝，他们中间的一半以上都偏于温和。相比较而言，朱元璋、朱棣和朱厚璁是他们中间行事最为果决，对大臣也是最酷烈的三个皇帝。嘉靖皇帝在初登大宝时，他所拥有的政治经验和手段几乎是一张白纸。而大议礼事件的爆发，使一个懵懂的少年迅速脱胎换骨为老辣的政治家，并最终使其成为明朝最懂得控制权力的皇帝之一，尤其对于文官集团的控制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此后他的历届首辅，从张璁、夏言、严嵩，一直到徐阶都是他整个棋盘上的一个个棋子。明朝在宣德之后皇权就逐渐降低，以致于出现了杨廷和那样强势的内阁首辅。
嘉靖皇帝最擅长的手段就是利用官员来掣肘官员，他在任期间使得皇帝的权威『性』得到大幅度提升，内阁的权力有了进一步的下降（当然太监的权力降的更低）。他后来的那些继任者们再没有学习到他身上的权力谋略之术，由他一手打造出来的强势皇权也很快走向衰落，阁权迎来了再次壮大的机会。等到万历执政时期，皇帝已经已经很难撼动高官的地位，到了天启的时候皇权更需要借助于宦官的力量来和文官集团一较高下。明王朝的政治斗争就是这样在权力与权力的攻守平衡中，一路踉踉跄跄走向危途。
第57章 非暴力者不合作的交锋（1）（）
嘉靖在位期间，内阁首辅的权力已经大到除了皇帝，就无人可以约束的地步。正因为如此，文官们争夺首辅之位的斗争也就愈演愈烈。明世宗将内阁办公的地点设在了午门之内，这样就与从前内阁所在翰林院和文渊阁区别开来。
时人在谈起内阁的时候，不再简而化之地将这几个机构混为一谈。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嘉靖皇帝在制度上将内阁大学士定位为文官之首，并且将那些既忠心又听话的文官选入内阁，赋予他们干预六部事务的权力。
其实内阁制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帝国文官集团的一场权力演变。
帝国建立初期，朱元璋筹建内阁的目的在于辅政，就是帮助自己处理文书报告，以备顾问，但是绝对不可以参与朝政，手中并没有多少实际的实权。说白了，内阁就是『政府』的秘书机构。到了永乐时期，内阁大学士可以参与军国大事，大学士俨然成为皇帝最为亲信之人。大学士可以兼任其他部门的领导，有的还兼领了正一品的太傅、太保等高级别官衔，权力地位有了质的飞跃。虽然他们还不能到兼职的各部门去担任实职，名义上还是皇帝的高级秘书，但是他们在帝国事务中，已经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和处置权。
后来由于明朝皇帝的体弱多病或年幼无知，大学士们权力逐渐增大，他们被赋予“票拟”的特权。正是“票拟”权的产生，直接将内阁大学士送上了权力的制高点。帝国权力系统的各个部门，包括中央六部，全在内阁大学士的掌控之中。为了使内阁成员之间保持平衡防止专断，一度废止了内阁首辅之位，但在明世宗时内阁首辅保留了下来，并且日益重要，成为争夺之焦点。
需要在这里说明的是，嘉靖皇帝对宦官控制很严，动不动就将将那些犯错误的宦官往死里整。嘉靖执政时期，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