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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是一项高风险，但同时也是高收益的行业。对于任何一个皇帝来说，要让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世传下去，就要将功臣造反问题放在重中之重。在搞不清楚谁将会造反的时候，每一位功臣都有可能成为皇帝怀疑的对象。其实这是一种很致命的逻辑，因为这种完全靠内心推理来完成的命题，对于功臣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第5章 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2）（）
新朝刚立，朱元璋就任命了两位丞相，分别是左丞相李善长和右丞相徐达。左右丞相无异于早期明教中的左右护法，一文一武。
李善长是安徽定远人，他和胡惟庸是小同乡，和朱元璋是大同乡。而徐达和朱元璋是小同乡，都是安徽凤阳人。从年龄上看，李善长比朱元璋整整大了二十一岁，不应该算是同辈中人。
李善长并非是没有文化的草根阶层，史料记载“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他是一个读书人，并且是一个修习过法家思想，深谋远略的知识分子。李善长与传统意义上的儒生有着很大的不同，爱“习法家言”的人往往是那些权力世界里的实用主义者。他们认为儒家信奉的“为政以德”那一套过于温良恭谦让，不足以为政治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善长与朱元璋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朱元璋后来推行的那一套摄魂夺魄的铁血政策与法家“以暴抗暴”的统治理念如出一辙。
当朱元璋还是吴王的时候，李善长便出任了他的右相国。在相国这个位置上，李善长干得颇有起『色』，也充分展现了他裁决如流的相才，可谓大明开国的首功之臣。
在王朝更替，皇权易主的大时代背景下，很多像李善长这样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每天醒来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在这『乱』世之中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当第一桶金到手的时候，他们会幻想着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财富王国。
虽然是文人士子，可他们并无普世的家国情怀。毕竟苟且于『乱』世，生存才是第一位。
儒家推崇的的导君于正、匡扶社稷的人文理想，在其头脑中所占的比重是极少的，也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主义。
帝国建制之初与元朝相比，政出中书的权力表象依然存在。对于赤手空拳起家夺得政权的朱元璋来说，他的权力欲望比任何人都要强烈，他将处理朝政视为自己的责任，也是他拥有大明天下以后的一种人生乐趣。这种乐趣是权力带来的，归根结底还是人『性』在这种权力游戏中得到的满足。
如果能够将帝国朝政一把抓，那是一件让人多么过瘾的事。可“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制度却使他无法和手下的各级官僚进行有效快捷的沟通。就算宰相们唯马首是瞻，可是制度的鸿沟摆在那里，想要跨越也不容易。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宰相们是不愿意去劳驾皇帝的。在他们看来，自己举手之间就能摆平的事，再转手交给皇帝，实在是多此一举。如果遇上勤政的皇帝，倒也无妨；如果遇上贪图享乐的慵懒之君，他们这么做就很容易惹祸上身。
当然这是宰相的想法，可是朱元璋却不是这么想的。在他看来，宰相们分明是在钻制度的空子，故意在架空他这个至高无上的皇帝，瓜分皇权。
明朝立国之初，中央权力机构设有三大席位，分别是：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
正如朱元璋所说：“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事。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他还说道：“中书省是国家法度之根本，朝廷百官都要遵从，凡朝廷命令都由中书下达。”
中书省总领帝国政务，大都督府分管军事，御史台则负责监督检察，三大机构的领导者要同时对皇帝负责。从帝国政治制度的表面看来，政治、军事和纪检部门各负其责，但是在实际的工作运行当中，大都督府和御史台都要受到中书省的掣肘和节制。
作为中书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李善长和徐达这两个左右丞相官居正一品，表面上和中书省平行的大都督府、御史台的最高长官大都督和左、右御史大夫则要稍逊一筹，只能算得上是从一品。所以从品级上来看，大都督和御史大夫比宰相要矮上半个头。
左、右丞相让中书省的权力体系实现了两条腿走路，可右丞相徐达作为一员武将，长年领兵在外，追讨遁入草原沙漠的北元势力。这样一来，中书省大权独揽的就只有李善长一个人了。
如此一来，中书省就成了左丞相李善长的一言堂。
李善长跟随朱元璋多年，既有高超的行政才能，又深得皇帝的信任，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功臣集团。集团中的人分布于帝国权力机构大大小小各部门之中，把持着『政府』的行政运作。
即使李善长是个有品有行的政治完人，可他在面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局面时，估计也会在某个时刻被眼前的幻境冲昏头脑。更何况他本就不是一个品行端正之人，明史说他“外宽和，内多忌刻”。只要有官员稍微侵犯他的权益，就会被他安了个罪名扫地出门。朱元璋将宰相的权力交给这样一个小心眼的家伙，那么党同伐异的权力格局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
李善长是淮西出身，对于淮西集团内部人士有着强烈的护犊之情。在李善长居高位时期，他所重用的官员也基本上都是同乡之人。如此一来，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除了中书省的权力过重，就会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淮人朋党。
战争年代，权力者需要乡人的抱团相助，可等到江山坐稳，官僚集团的抱团只会削弱皇权。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有着清醒的认识。因为清醒，所以才让他无法容忍。
洪武四年（1371年），汤和、傅友德平定蜀地，天下蓝图已定。虽然还有一些不服气的小股势力在边境上没事打打游击，虽然扩廓帖木儿领着北元骑兵还在和帝国的右丞相徐达缠斗不休，虽然梁王还在云南试图做最后的挣扎。但是放眼辽阔的中原地带已经成为明朝的天下，平灭或者驱赶四方边境之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如果没有什么石破天惊的突发事件，大明王朝的权力格局基本上也就尘埃落定了。
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在悄然转换着自己的角『色』，由一名军事统帅向帝国领袖转型。他开始着手改革沿袭于元朝的一揽子朝廷制度，在诸多的改革方案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宰相制度的存与废。
中书省的存在对于朱元璋而言是皇权通行路上的第一大障碍，皇帝要大权独揽，势必要触及到宰相的权力。要触及宰相制度，就不得不从帝国的权力体系中生生地撕开一道缺口，否则的话就会师出无名。
制度的缺口往往存在于人，而人的缺口又往往发乎于人『性』。要废除一项制度，首先要废除制度内的人。朱元璋在这一点上也是有所顾虑的：一是将现任宰相拉下马，能否废除现行制度；二是废除此项制度，能否堵住天下流言汹汹。
可现实『逼』人，如果我们把一个新皇帝视为进京赶考的举人，那么朱元璋对于自己的这份答卷显然是胸有成竹。这难免会让我们联想起六百年后的1949年的春天，中国革命胜利在即，中共中央向北平进发。『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时说过这样一句话：“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朱家的江山虽然最后亡于李自成的手上，可李自成却没有能力开创了一个属于李家的新王朝。在权力运行的规则体系中，进京赶考的朱元璋在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肯定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
对于朱元璋来说，李善长并不仅仅只是个普通的臣子。在长期的反元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情谊并不比徐达等将领少，对于这个大他二十岁的长者，朱元璋的心里更多的是一份敬重与感激。时过境迁，随着各自身份的变化，这份感激也滋生出了更为复杂的情绪。
洪武初年，在即帝位、册封皇后、太子等一系列的帝国大事件中，李善长都充当着大礼使的重要角『色』。朱元璋甚至还让李善长担任了太子朱标的太子太师，等于是将帝国的未来也交于李善长之手。没有百分之二百的信任，朱元璋是不会这么去做的。
当然君臣之间的这份信任并非一朝一夕培养起来的，当年朱元璋羽翼未丰，寄身于郭子兴麾下。有一次，郭子兴听信身边人的挑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