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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孝孺的建议之下，建文二年（正月下诏，更定大明官制，大致内容如下：将六部尚书由原来的正二品升为正一品，增设左右侍中，其位置在六部侍郎之上；
将地方文臣布政使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将都察院改名为御史府，其长官都御史改名为御史大夫；
将都察院下属的十二监察道改名为左右两院，左院叫拾遗，右院叫补阙；将通政使司改名通政寺，原通政使改称为通政卿；
将大理寺改名为大理司，大理寺卿改称大理卿；光禄寺卿改称为光禄卿；
在翰林院下重新设立承旨，将侍读学士和侍讲学士改名为文学博士；
在詹事府下增设资德院；增设文翰、文史两馆；
将殿阁大学士一并改名为殿阁学士，内各设学士2人；
将明皇宫的谨身殿改名为正心殿，增设正心学士1人；
增设亲王宾辅，提高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少卿丞和国子监丞等官的品秩等等。
建文帝改革地方官制，精简机构有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撤销的机构大多与收税有关，整个建文四年仅增设了一个河泊所。大量地方机构尤其是税务部门的裁撤，大批冗官冗员的淘汰，减轻了广大人民的负担。
这种文官制度的修订，是建文帝加强文官之治的开始。他尝试着想把权力重新交还给六部尚书，显然这是对于朱元璋专制制度的一种矫正。
建文帝在有意无意之间，扩大了国子监和翰林院的职责和人员编制。这样就传递出一个信号：皇帝正在从教育和训练太子及诸年幼王子方面入手，普及儒家文化。他希望能够以修齐治平理论来重新构建一个崭新的帝国。他在人与人之间的礼仪上同时规定：亲王对自己的老师要以礼相待，谈话的时候，老师不必称臣，可以只称姓名。建文帝这么做就一个目的，那就是尊崇儒家文化，仁义治国。
据《明史》记载，建文元年即建文帝即位后一年的时间里，大明刑部上报的在押囚犯比洪武时减少了3∕10。大量的冤假错案的复审平反和刑典的改轻，宽刑疏法，这对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大明帝国的统治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37章 跑偏的“三驾马车”（3）（）
自从登基起，建文帝就在不断地下诏强化自己的统治。帝国出台的所有新政都打上了“建文”牌烙印。建文帝的品牌就是以先儒的“法先王”和“托古改制”的儒家之风。建文君臣对于这种对“明君主”和“理想政治”的不懈追求，执着到了几乎入『迷』或者说是走火入魔的一种地步。
建文帝一上台既要推行他的新政，又要削藩，新政中“更定官职”、精简地方行政机构等不少举措的实施，“侵犯”了大明帝国官场上许多官僚及其关系人脉的既得利益，造成了建文朝内在的不稳；削藩又与新政同时并举，一下子激化了中央与地方藩王之间的矛盾，使得建文朝廷顿时陷于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
在朱棣起兵造反危及建文帝政权统治的关键时刻，朱允炆这个书生皇帝还在气定神闲地“日与方孝孺辈论周官法度。”这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三驾马车”载着建文帝一路狂奔，正所谓成也三人，败也三人。毋庸置疑的是三个人的确是“读书人的种子”，但可惜的是种子既没有开出美丽的花，也没有结出丰收的果。
三个人给太学院的学子们上上课，论论道，当个学院派显然是绰绰有余的。可是将他们放到大明的权力中心来玩一场权力博弈的游戏，实在是勉为其难的事。虽然他们自信满满，胸中也藏着貌似锦绣的蓝图。可现实是他们缺乏官场的历练，缺乏处事的经验。他们的执政纲领都是从圣贤书上背出来的，与现实世界产生了严重的脱节。课本里学的，和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一面是温情脉脉的儒家文化，一面是步步惊心的政治凶险。满腔的热血也换不来一条帝国的通天大道，崇高的理想更打造不出一副帝国的铁血脊梁。三个人完全将建文帝的万里江山当作了自己的一亩试验田，结果却结出了“误国误君误己”的苦果。
建文二年1400年正月，建文帝还做出了另外一项尝试：诏减苏、松、嘉、湖重赋，每亩不得过一斗。朱允炆让自己的儒风雅韵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体现，也使建文朝成为整个大明帝国最为令人怀念和惆怅的黄金时代。
短短的四年时间，朱允炆如此疾风暴雨般的改革，让天下臣民们看得是眼花撩花。
建文新政的实施是在藩王林立的背景下展开的，朱元璋生前分封的25个藩王在全国各地虎视眈眈着建文帝的所作所为。在这25个藩王中，有24个是朱元璋的儿子，只有一个是其从孙。也就是说这些藩王绝大部分是建文帝的叔叔辈。位高权重，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文新政，像极了一只羊在一群狼当中孤独舞蹈。建文帝可以孤芳自赏，但是狼们却各怀心思。
最要命的是，建文帝的改革直指各路藩王们的痛处。因为他一方面提升文臣的地位，设文翰、文史二馆，增设正心殿学士，另一方面改都察院为御史府，改都御史为御史大夫，罢十二道为左、右两院，改通政使司为寺，改大理寺为司。这些改革都明显地透『露』出一种信号，那就是抑武崇文。这与朱元璋掀起的洪武狂飙，走的是反方向的钟。
那些藩王叔叔们隐隐感到，这个侄皇帝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他们眼中的书呆子。朱允炆正在逐渐进入角『色』，不管不顾地构筑着属于自己的帝国。本来他们以为，这个孩子个『性』纯良，柔弱，凡事会依仗着他们这些藩王。可从他登基以来，所采取的种种改革措施，这不是在与他们分蛋糕，而是在与他们抢蛋糕。他们既不是利益共同体，更不是利益的相关者，他们只是边疆站岗放哨的，用不了多长时间估计连他们的站岗资格也会被剥夺。
他们倒不是担心建文帝一意孤行的改革，他们担心的是自己从朱元璋那里得到的既得利益，会毁在朱允炆的手中。
他们焦虑，焦虑过剩有时候就像一块焦炭在体内被欲望之火点燃。
第38章 谁才是真正王牌（1）（）
如果说这时候建文帝最大的心病是什么？削藩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
在青年皇帝朱允炆还是少年太子的时候，他就对虎视眈眈的藩王叔叔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担忧。
他曾经就此事请教过一生什么难事都没难倒的朱元璋，可朱元璋却在这个难题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对付别人，朱元璋有的是手段和办法；而对待自己的子孙，他也会优柔寡断。
祖孙俩就这个问题交流了看法，并说了一些诸如“以德怀之，以礼制之”这样务虚的话，最后达成了统一共识，那就是在别无路径可以选择的情况，可以痛下杀手，削地削藩，以兵讨之。
如果真像朱元璋预测的那样，自己的子孙走到兵戈相向的那一步，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朱元璋当初封王封地之举，就属于没事找抽型。祸根其实早就埋下，朱允炆不幸当了那个引爆者。由于引爆条件不成熟，最后被爆得死不见尸的人成了建文帝朱允炆。所以说削藩并不是建文帝擅作主张，也不像朱棣后来所指责的违背“祖制”。
其实伏笔早在朱元璋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打下，当然朱元璋没有料到的是，暴风雨会来得这样快，这样迅猛。对于这一点，作为当事人的建文帝比谁都清楚。正因为他始终无法摆脱来自内心的恐惧，他才觉得削藩大事要非做不可。不但要做，而且要短平快地做。年轻的书生在一帮老书生的协助下走上了义无反顾之路，儒家理想主义的大旗还没有在帝国的上空呼啦啦迎风招展，他们就已经上路了。
一切都在表明，建文帝连一分钟都等不了。两大剑术高手过招，讲究的是稳准狠，最忌讳的是心浮气躁。而建文帝既不稳，更谈不上准，狠也欠缺火候。
有时候我们会做出这样的假设，假如没有黄子澄、齐泰、方孝孺这“三驾马车”，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可历史只有铁板钉钉，容不得半点马后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