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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却有一副相同的样子，不由让人感叹人『性』世界其实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东西方的智慧在这一点上是一脉相承。当时在这些酷烈手段下丧生的官吏并不在少数，据《大诰》所载，洪武年间受到凌迟、枭令、族诛的案件达到几千件，弃市以下的有一万多件。
“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徐祯卿在他那本著名的《翦胜野闻》中记载：朱元璋是否想要大批量杀人，有一个明显的信号。如果在朝堂之上，他把腰间的玉带按到肚皮底下，就预示着可能会有数目众多的官员人头落地；若他将玉带高系胸前，则大半会日暖风清。当时的许多官员，在临上朝之时都要与家人来一场简短的告别仪式，与自己的妻儿生死诀别，并安排好后事；如果能够留得一条命归来，举家庆贺，感谢上天的庇佑。
使用如此非人道的铁血手段来治理自己的国家，朱元璋对此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我效法古人任用官吏，刚刚提拔起他们时，每一个人都忠诚且有原则，可是时间一长，他们就会变得又『奸』又贪。我只能严明法纪，予以惩处。结果是能够善始善终的没有几个，家破人亡的却有很多。
在朱元璋的整个肃贪生涯中，规模庞大的郭桓案，无疑是里程碑式的事件。在整个事件中，我们看到了朱元璋的道德制高点，也看到了他的愤慨与暴怒，可惜的是我们至始至终都没有看到一个帝王应有的理智。
发动良民治良民
郭桓案是因为纳粮而起的，粮食是维系一个帝国生存发展的命脉。在任何一个时代，粮食问题都是执政者心头之重。洪武年间，朱元璋推行“粮长”制度。粮长，何为“粮长”，说的具体一点就是，当时规定每一万石税粮划分为一个纳税区，在纳税区内由当地的最富户担任粮长，负责税粮的催征输解。
朱元璋这么做的真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这项制度作为对付屡禁不绝的官吏下乡扰民问题的杀手锏。他放手让“民拿下乡官吏”，以君民联手的方式来惩治帝国的贪官污吏。出身佃农家庭的朱元璋，曾经亲眼目睹和感受到了底层民众求生存的诸多不易，也切身体会到一个贫民在社会底层挣扎时所受到的种种屈辱、困苦和艰辛。
也正是因为这种颠沛流离的痛苦经历，才让朱元璋成为一国之君时对“三农”问题有着特殊的情感。他在与臣子们谈到农民生活话题时常常会表现得情难自抑，流泪不止。在中国历史上，因为同情农民生活处境而流泪的皇帝，大概也只有朱元璋一人而已。
朱元璋在他的《大诰三编》中明文规定“民拿害民该吏”，就是说他将悬在贪官污吏心头的那把尚方宝剑“赐”给了那些手无寸权的百姓，他要发动老百姓去捉拿害民胥吏，以此来澄清帝国吏治。
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开始，一场浩浩『荡』『荡』的捉拿害民吏胥高『潮』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在这期间，大量吏胥被老百姓绑往京师，情节严重者被当即处以极刑，情节轻微者，发配充军。民间防控网络体系的形成，使得帝国官吏的言行大为收敛，不敢再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
为了不让官吏直接祸害老百姓，朱元璋曾经想了很多招数，“粮长制”就是其中之一。
客观地说，“粮长制”是一项存在着严重漏洞的制度。可是对于刚刚登上帝位的朱元璋来说，它只是割断『政府』官员们假借税粮鱼肉百姓后的一个替代『性』方案，是权宜之计。
要知道，元朝推行的是“以吏治国”。朱元璋刚刚接手政权，还没来得及建立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权力框架。
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这项制度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民间重新选用一些『政府』认为可靠的人员来督征税粮，这样国家的收入可以增多一些。同时对于那些饱受官府压迫的农民来说，他们也不愿意与官府直接打交道。
由于地方官员基本上都是由外地人充任，对于当地的情况不甚了解，容易受他下面的吏胥和豪猾的蒙蔽，因此公卿们廷议用本地的大户为粮长，以免吏胥从中作弊。
经过一番利害权衡，朱元璋式的民间自理方式就应运而生。朱元璋对于贪官污吏一贯的态度就是从严从重，绝不心慈手软。他所说的“以良民治良民”，前一个“良民”不过就是那些大地主们，后一个则是一般的农民；前者是治人的粮长大户，后者为被治的农民小户。
“以良民治良民”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区分“良民”，谁应该治谁？
从帝国政权的观点看来，所谓的“良民”，不过就是指那些“有恒产有恒心”的地主阶级，官家的权力机器就是要依靠他们的支持才能够稳定运行。皇帝是最大的地主，大地主重用基层的小地主，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帝国的权力链中，无论是皇帝这个地主中的至尊宝，还是民间地主中的vip，他们的利益管道是相通的。
朱元璋之所以建立粮长制，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第一，在朱元璋的人生字典里，他最痛恨的两个字就应该是“贪官”。在对待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时，朱元璋的刚猛手段没有最猛只有更猛。
洪武年间，朱元璋大肆杀戮那些恃功仗势的开国功臣，株连极广。这种做法抬高了帝国官场的权力风险值，本来一个士子十年寒窗苦读就是为了当官以实现光宗耀祖，庇荫子孙的人生终极梦想。套用一句俗话，别人当官是要钱，在洪武年间当官却往往会要人命。于是“乡党自好之士”，多视宦途为畏途，对于当时朝廷的公务员录用并不热心。谁也不愿意拿自己的一条命去博一场未知的富贵，因此明太祖不得不从民间社会直接提拔对他忠实的大地主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第二是因为自金元以来，办理事务的“吏”和主持政令的“官”，两者的区分是并不严格的。换句话说，官多半是由吏升任的，所以有人说金元是“以吏治国”。明初照搬前朝经验，还不能完全改变过来。
从粮长的地位上来看，它只是地方上的半公职人员，并不是国家的正式官吏；从他身份的『性』质来看，他更接近于吏，与官相去甚远。当然，粮长在明朝的“官样年华”并不长久，等到官、吏任用法当时名曰“选举”确立以后，粮长便很少有做官的机会了。特别是明朝中叶以后，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赋役多数改征银两，官收官解的办法又复流行，粮长的地位更退居到吏胥之下。也就是说，粮长进入官场捷径的大门在这时候被堵住了，于是民间那些有志的地主们也就不再把“粮长”放在眼里了。
洪武年间，粮长之所以有很强的诱『惑』『性』，主要还是能够从征收税粮的过程中“上下其手”地捞一点油水。哪里有利益可图，哪里就会有趋之若鹜的人群。
其实朱元璋对自己的这个大手笔还是颇为得意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良民治良民”。为了鼓励“粮长”能够忠诚地为大明服务，朱元璋给了他们很好的优惠条件。甚至不惜打破吏不为官的传统，让粮长有机会直接晋级官员，甚至高级官员。
以至于很多年后，大学者顾炎武还在他那本著名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说：“当时，父兄们经常教导子弟，做粮长比参加科举考试还好。”毕竟科举考试，是一个上千上万人的独木桥，中奖率实在太低。
尽管如此，一些中饱私囊的粮长们还是感到不满足。他们认为依托纳粮来捞取灰『色』收入不够快速高效，他们想的最多的应该是一夜暴富，而且是巨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能够想出的办法也极具中国特『色』。
他们将自己及其亲友们应当缴纳的税粮，分摊到纳税区的众人头上；或者在应该缴纳的正粮之外，再加上各种附加费，这些附加费的名目可以达到十八种之多，通常是正粮的数倍以上；或者将收缴上来的税粮当作高利贷放出去，再对上申请延期交纳。
第22章 空印案是一场小事故（2）（）
粮长基本上都由地方上“田土多者”充当，也就是由地主中的大地主来担当。他们主要负责田赋的催征、经收和解运。但这项制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带着中国式的不合理因素。自古以来，无论是“官治民”也好，还是“良民治良民”也罢，最后终会落入人治大于法治的俗套。
在这里治人的良民俨然就是“王法”在地方上的形象代言人，他们在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