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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拉着我们一路向北，过了黄河以后不断有人下车又有人上车，我也不知道究竟这是到了哪里了，只晓得外面的空气越来越冷，窗外原本绿色的土地也逐渐由黄色代替。
已经过去五天五夜了，车厢里还剩下最后四个人：我、查文斌、那个女孩还有一个胖子。连负责看押我们的那个人都在前一站下去了，而我们依旧不知道要去何方。
车厢里一片死寂，因为有要求不准我们互相说话，所以这一路上除了呼噜声和喘气声陪伴我们的就只有铁路的“况且、况且”。我们的口粮都是自己准备的，临出发前，我的婶婶给我准备了不少饭团，南方人吃不惯面食，就用粳米加一点糯米混合起来做饭团，里面包着的是咸菜。糯米不容易消化，这玩意吃一个能顶半天，过去日本人打仗随身的军粮也是这么做的。查文斌的口粮是黑乎乎的馒头，不过早在一天前我就看见他把最后一个馒头也吃了，而那个女孩则自从上火车后就什么都没吃过。
又是一站到了，我们四个人里的那个胖子也下了车，临走前，他和我们打了个招呼互相道了声保重，这是我们彼此第一次发出声音。
我发誓，我真的听到了有人肚子里传出“咕噜”得声音，那声音已经快比火车的声音更大了。低下头翻了翻自己的包，还有两个饭团，这一路我不知道要走多远，每天尽量只吃一个，外面的夜已经漆黑了，我对着角落里的那个人轻轻喊道：“查文斌，你还认得我嘛？”
“不认得。”他的回答很干脆，声音很也很轻，听上去虚弱极了。
我沿着车厢慢慢靠了过去小声道：“我是夏忆啊，洪村的，小时候我们同过班啊，你不记得我了？”
“夏忆？”我能听出他声音里有些颤抖，他接着说道：“一早觉得是你，但是我不敢乱认，怕连累人。”
我回头看了一眼，确定车厢里只有三个人，便过去和他坐在一起，要知道，在这种地方遇到认识的人是何等的激动，就像是两个落水的孩子同时抓住了彼此的身体：那就是唯一的依靠。
“太好了，先前听他们念名字，咱俩是分在同一个地方，又是老乡又是同学，这下可不怕了。”我一下子就高兴了起来，然后拿出一个饭团对他说道：“我见你一天没吃过东西了，拿着！”
他接过饭团想往嘴里送却突然停下来了，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臂对着墙角努努嘴道：“那个女孩子好像好几天没吃了，你给她吧，我还不饿。”
没想到这小子这么多年不见，还学会英雄救美了，我调转了个头对他说道：“你吃吧，我这还有，有我在，饿不着她。”
那女孩一路就坐在我的对面，她始终把头埋在双腿中间，自从上车起我就没见她抬起头过。走到那女孩身边，我蹲在她的面前道：“喂，醒醒，你叫什么名字？”
那女孩抬头看了我一眼，我看见她的眼眶红红的，她没有回答我的话，而是又把头低了下去。
真是个有意思的人，我拿出最后那个饭团放在她的面前说道：“我叫夏忆，他叫查文斌，我们俩是同学，不是什么坏人，这个饭团是给你的。”
我蹲在她面前足足有两分钟，她丝毫没有抬头的意思，我也觉得无趣便把饭团放下朝着查文斌那走了过去。
查文斌问我道：“她不吃？”
“你管她呢，好心当成驴肝肺，她不吃我们吃！”说着，我故意从查文斌那掰下一小块饭团塞进嘴里然后大声道：“啊，真的好香啊，来文斌，我们一起吃！”
糯米特有的黏性让饭团嚼在嘴里发出“咂吧、咂吧”得声音，人在饿极了的时候哪里还能抵抗这样的诱惑，再说，她不过也就是和我同年的少女罢了。很快，她就抬起头了，然后她看着我们，我们也看着她；再然后，她拿起了那个饭团吃了一口对着我们笑，我们也对着她笑，就这样，三个年轻人在那个苦难的岁月里第一次走到了一起。
她叫袁小白，上海人，祖上出过官，曾祖父是清朝的内阁学士，官拜从二品，书香门第。父亲留过洋，回国后在上海经商，经营香料和布匹，最大的爱好便是收藏，在上海原本是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
这样的家庭出身在那个年月想逃过劫难都很难，红卫兵们砸烂了她家的营生，又抢走了她家的收藏，她的父母都被带走了，也不知道关在了哪里，好端端的一个家被贴上了封条，只剩下她孤身一人被送上了这截冰冷的车厢。
在那个年月，有很多像我们的一样人被送往全国各地的农村，那是为了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却接受再教育”的口号，在那个一切以家庭成分论高低的年月，我们这样父辈被打倒的孩子只配被发往没有人愿意前往的最艰苦的边疆。
也是在那一天，我得知，查文斌的养父养母在他九岁那一年就全部过世了，他一直跟着他的师傅生活。不知道是谁去告了一状，说他的师傅是个神棍道士，于是乎，一顶封建迷信臭老九的帽子就被死死的扣上了，整日整夜的被关在牛棚，哪天心情不好就拉着他出去批斗，而查文斌就这样跟我一起踏上了这趟北上的列车。
第十六章借宿
我们是在第七天的早上到了，整列火车只剩下我们仨，到站后，有个穿着绿军装的人把我们领下去办了交接手续。
下车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冷，在这个季节里南方人还可以穿着短裤光着膀子，但是这里的人已经开始穿上长袖单衣了。孤零零的，我们仨被扔在了铁路边，那边的人说会有人来接我们，接着就再也不管账了。一直到了中午，我终于瞧见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辆驴车，一个身背猎枪，胡子花白的老人挥舞着长鞭，用山里人独有的嗓音唱着小曲姗姗来迟。
他姓苗，好像跟站里的人挺熟，那些人很客气的和他办完了手续，然后又从屋子里给他领出了一个人。这个人据说比我们早两天来的，个子很高，也很胖，他手里除了行礼之外最惹眼的便是肩膀上挂着长长的一串红辣椒，跟打仗时候的机关枪似得。
这个胖子姓石，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做“石敢当”。对这个名字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查文斌，因为石敢当是个物件名，一般是立于街巷之中，特别是丁字路口等路冲处被称为凶位的墙上，用于辟邪的石碑。
过去古人认为泰山石具有镇邪的作用，就会在石头上刻上“泰山石敢当”几个大字，有的还会在石头上加上狮虎一类瑞兽作为浮雕，用来禁压不祥之俗。
古人云：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传说汉朝时汉武帝登泰山，带回四块泰山石，放置在未央宫的四角，以辟邪。泰山被认为有保佑天下的神山，因此泰山的石头就被认为有保佑家庭的神灵。后来泰山石被人格化，姓石名敢当，又称石将军，后来还发展出了雕刻有人像的石敢当。
所以这胖子一开口就说以后我们就管他叫石将军，这人老家是四川的，自幼生活在成都军区大院，听说他的爷爷是个开国将军，至于为什么会来这，想必八成也是因为那次风波吧。
那俩驴车哪里够拉我们的，光那个石将军一人就能把那驴给累得够呛，好在初次出门，大家伙儿都还留着一股子新鲜劲，所以除了让袁小白和那些行礼跟着苗大爷坐车，我们三个男的也就光靠脚力了。
野人屯离这站可是还有不少路，苗大爷说他是昨儿个傍晚就出门的，一直到今早才到。那地方，属于大兴安岭和俄国交接的地儿，是在一个山凹里，以前住着得都是些伐木工，后来日本人打进东北了，逃难的人陆续都进了大山，慢慢得也就形成了一个百来户规模的屯子。
一路上苗大爷跟我们说那地方有野人出没，所以得名叫做野人屯，他倒不是屯子里的人，最早的时候是张作霖手下的兵，后来东北沦陷，他不愿意走，又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救国武装力量，和日本人真刀真枪的干过。有一次受了伤，队伍也给打散了，稀里糊涂的顺着山岗跑，昏倒在林子里被个姑娘救了。
虽然两人年纪相差有些大，但那姑娘喜欢有血性的汉子，照顾好他的伤后，两人约定赶跑了日本人便成家。解放后，苗大爷复员回了野人屯，再之后就娶了那姑娘，结婚头几年两人一直没动静，以为这辈子不会有孩子了。又过了十来年，他媳妇发现自己有了身孕，俩人高兴都来不及，可偏偏命运弄人，苗夫人死于难产，给他留下个女儿便撒手人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