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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这样发展好处自然有，这样的军队不会威胁到中央集权的大清皇朝，但害处却是军队不受重视，人们耻于当兵吃粮，到道光年间，清军火器居然还不如两百年前的明军，英国人洋枪洋炮过来，没有战斗力的军队自然只有落花流水的份了。
洋人纵然可恶，他们距离大清还远着呢！无法动摇大清根基。等英国人一退，大清那些军队还是以前怎么做，现在还是怎么做。死气沉沉，毫无生气。
太平天国突然冒起，这给了暮气沉重的清廷一定警觉。不过太平天国的北伐军让清军在连镇、冯官屯歼灭，京师安定下来，战事在长江两岸进行，紫禁城里的官僚又觉得天下还算太平，军队还可使用。
一八六零年，咸丰皇帝在八里桥之战第二天就出狩木兰，如不是临近冬天，英法士兵难以承受北方的寒冷，希望尽快签约，英法联军就要攻打北京了。就是如此，圆明园也让英法联军放了一把火烧毁。
这两次军事上的严重失败，让皇帝和满朝文武大惊失色，他们看到清军虽多却臃肿庞杂，八旗与绿营在战争中以证明不可再用。南方湘勇虽然有战斗力，但它是个人招募，属于兵为将有，不轨朝廷直接统辖，朝廷对这些勇营自然也不会太信任，如何建设一支能镇压内部动乱，抵御外敌入侵的军队，成了摆在皇帝和满朝文武面前最现实问题。
原本朝廷想用湘勇和后来起来的淮勇镇压太平天国，以八旗、绿营牵制湘、淮勇营，平衡内外力量。为此，八旗与绿营要有所改动，练军就是这个改动的产物。
可一八六二年，南方突然又冒出一支解放军，湘、淮勇营不是解放军的对手，连英法联军也大败亏输，能打仗的僧格林沁蒙古骑兵让人家打的不敢作战。练军虽然装备半数火器，却因出自绿营，先天不足，后天又能又有多大作为？不过滥竽充数而已，一交手，马上被人家打了个稀里哗啦。练军也难当重任。
八旗、绿营、湘、淮勇营、练军均不足依靠，而解放军势力却一日强于一日，以前纵然不重视军队，现在为了身家性命着想，也不能不对军队有所变革，不然等解放军攻入京师，万事休矣。
在战争中，满朝文武也看出来，英法联军虽然战场不利，可他的军制却比自己八旗、绿营要厉害多了，所以失利，不外乎远道而伐，势单力孤，不熟悉中国地形、气候，深入匪区后，粮草弹药补给出现问题。
为了避免祸至临头，悔之晚矣。掌握实权的内臣恭亲王认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叛匪起事以来，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我大清所能及。”
外臣李鸿章走的还要远，他以为“……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有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灭匪，则莫如学外国之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
内外重臣都认为必须改变，纵然有些腐儒大夫还在说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国家经制之兵，垂二百余年，不敢轻议纷更，惟期实力整顿”、战场之败是因为“用人不明，与军制无涉。”可他们这些话已经不是主流了。
脑袋要紧，为了保护自己脑袋，又鉴于旧式军队已不可依，清廷在江南解放军还在与法军打得不可开交时，下令各省严汰八旗、绿营、练军十分之二三，挑选其中强壮者另立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洋枪洋炮，认真编练，以成劲旅”。
一八六五年，清廷在京师设立“练兵处”，练兵处是考察和督练新军的总机关，由恭亲王负责。
和旧军相比，在编练指导思想、编练体制、兵役制度、军官制度、训练制度上，新军是完全不同的。
新军编练没有参照中国古代军事制度，而是完全学习和仿效西方军队的经验，在制度上，受俄国影响犹为深远。在军队中大量聘用俄国与英法国人担任教习训练各部。
新的制度规定清朝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放弃以前采用的募兵制，改用征兵制。
新军编组诸兵种合成部队，将常备军按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序列编制。说起来，这种制度是“依照周制”，实际上完全换了汤药。
让清廷有些着急的，是军官培养和任用上，按照西方制度，军官应该从军校产生，可清廷现在没有军校，新建也来不及了，现在还暂时无法摈弃荫袭制，只能采用湘淮勇营的以战功选拔制度，所以军是新军，军官却还是旧人。这也没什么办法，只能期待以后再调整。
训练中，“训以开其智实，固其心性；练以精其技艺，增其材力。”训要求“励忠义、敬长官、守营规、勤操练、奋果敢”。练在西人帮助下，要操练步枪、火炮，埋设地雷，架桥修垒，地图测绘，战术配合、诸兵种配合上也极为讲究。
新军操练分两个阶段，士兵进入军营后，先进行三个月新兵操练，学习列队、步法及枪械使用知识，三个月后，按照步、马、炮、长夫转入专业技术操练和战术操练，步兵战术操练以营、连两级为主，演练进攻和防御各种西方战法。
自一八六五年开始草创新军，到一八六六年，一年的时间，清廷训练了六个师新军。这时法军战败，解放军拒绝了清廷求和乞求，开始全力北伐，而这些新军虽然刚刚有个规模，朝廷也不得不将这些无数银两堆积起来的宝贝投入到战场去。
建设他们，就是为了能发挥作用，总不能等人家灭了大清，这些军队还窝在后面当缩头乌龟。
新军一离开京师，马上在直隶总督官文率领下转入对京师威胁最大的太原战场：表里山河要是丢失了，平原上的京师实在不知道应该如何防范那些从山上涌下来的解放军。
左宗棠算是第一个品尝到新军滋味的解放军将领。
左宗棠指挥的第三集团军自从渡过长江后，一路北上，虽然有淮军阻截，又与僧格林沁数次交手，可那些军队根本无法对第三集团军行动构成太大威胁，到最后，连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也跟个莽夫一样，挥舞着腰刀让解放军机枪打死。虽然打死僧格林沁的是第四集团军模范军部队，可第三集团军是第一个冲进襄樊的部队，两军配合下，僧格林沁死在谁手里并不重要。
消灭了僧格林沁集团，左宗棠率领他的第三集团军稍时休整，很快跃进山西，将如秋风扫落叶将山西的八旗、绿营打的丢魂丧胆，一直到接近太原，左宗棠进军都很顺利，可现在，他的军队却在太原外围受阻，寸步难行，不得不停下来调整部署以利再次发起进攻。
阻挡住第三集团军的，就是清廷新军。
左宗棠书读了不少，他明白做为兵家必争之地，太原的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城东、城西均有高山做为屏障，登上山头，可以俯瞰全城。而直隶总督官文同样明白这些。
四个师的新军与山西练军、绿营一起占领了太原外围各个重要山头与村落，罕山、郑村、石千峰和周家山成了太原外围阵地。
受到清廷长期蒙骗的平遥、祁县、太谷商人，还在解放军与法军作战之时，即纷纷离开老家，进入太原。这些商人带有大量银两，龚自珍说过：“山西号称海内最富”，而之所以海内最富，就因为这些商人在中国到处做生意，家里积蓄了富可敌国的家产。
这些商人原本就对太平天国心怀不满，认为太平天国起事，断了他们的财路，现在从太平军发展而来的解放军有夺取天下之势，朝廷说了，这些“叛匪”对与朝廷合作之士“烧杀抢掠”，把田地分给奴仆，富人成了乞丐。商人们自然不会对解放军有什么好印象。
这些商人之所以富起来，经营手段高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们与上面的那些官员沆瀣一气，实际上都是官商，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关系，自然不希望清廷垮台。
进了太原的不光有道光三年成立的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还有协同庆、长盛蔚、蔚泰厚、太谷的曹家、祁县何家、祁县渠家……
众多的商人不光将家产带进太原，为了自己在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