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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一浪高过一浪，比赛到了白热化程度。大家眼里都闪着兴奋的光彩，满身的疲劳呢一一早不知跑哪儿去了。
走出迷惘期，顿悟在星空下
心理学家说的，随着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多，现代人类的青春期也在延长，青春期要在青年开始对家庭和社会承担责任的时候才会结束。在高中阶段，婷儿和同学们设想未来生活的频率越来越密集，他们常常在英语课练口语的时候，讨论对各种职业和生活方式的看法，但仍然很少有人对未来有明确的理想和志向，也感觉不到谁有发自内心的社会责任感。婷儿也是这样。
我们从初中就在关注婷儿的立志问题，现在更是越来越多地和婷儿讨论这个话题：你什么时候才会有可以称之为“凌云志”的远大理想？
婷儿也常常为此而苦恼。但她认为这也不能怪她，因为许多同龄人的“凌云志”就是考大学，而考大学对婷儿和她的同学们来说，是手到擒来的事，根本算不上理想。可以说，从他们考入外语学校高中的那一刻起，他们就都等于已经考取了重点大学。而且很多人的“大学梦”只不过是为了改变个人的生存条件，婷儿也看不上这种理想。谈来谈去，婷儿又羡慕起那些早就迷上了文学、美术或音乐的人来了，对他们来说，每天从事自己的爱好，就是在一天天走近自己的理想。
婷儿渴望的就是这种理想，这种让她感到“每一天的努力都有价值”的理想。她苦苦寻觅着，直到有一天，一连串偶然的细节，深深触动了婷儿的灵魂，她终于意识到了自己这代人的历史使命：
顿悟
16岁生日前后，我常常陷入一种陌生的心境。表面上看起来，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勤奋而快乐，每天都忙着和代数符号、英语单词和作文的格于纸打交道，加上班干部和学生会的工作，经常忙得连洗袜子的时间都没有。然而我的心里却不时袭来一阵空虚和迷惘，我弄不清自己为什么这么努力，是惯性？还是环境的压力？我究竟想过怎样的一生呢？这些问题久久地困扰着我，直到暑假来临。
从学校回家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和父母去乡下的水果基地参观。我正在巴士上起劲儿地聊着学校的趣事呢，突然，一股恶臭迫使我闭上了嘴巴。探头一看，堵车了，路旁竟是一座黑鸦鸦的垃圾山，足有几百个拣垃圾的农民，正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山上争抢刚从城里运来的垃圾。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在乘客们的抱怨声中，那部描写垃圾部落的中篇小说《青城之矢》，闪电似的在我脑海里过起了电影。看起来这些人和小说里的“垃圾虫”一样勤劳，可就是得不到正常人的生活。没想到，纸上的场景活现在眼前的时候，竟会如此令人震惊！爸爸和妈妈也很吃惊，他们小声议论着：沦落为“垃圾虫”的农民越来越多了，每个城币都有几个垃圾部落，每个垃圾部落里，都有一群在垃圾中生长的失学儿童。。。。
是的，眼前就有这样一个儿童，她孤单地站在垃圾山下，用忧郁的目光注视着我，蓬乱的头发里夹着纸屑，手里抱着一个只有一条胳膊的布娃娃。看见被垃圾车堵住的车流又开动起来，她突然咧开嘴灿烂地一笑，并让她的布娃娃用独臂和我再见。
这情景让我难过得想哭。
垃圾山迅速地从视线中消失了，那个小女孩和她的布娃娃却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半年后，我又和父母谈到了这件事。我困惑地问：“他们也是鲜活的生命，他们也是中国公民，为什么他们只能有这样悲惨的命运呢？”爸爸和妈妈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如果我想研究，可以参考刚出版的一本书。
我抱着那本厚书足足啃了一周。根据书中提供的统计数字和分析报告，我推导出来的答案是：这些“垃圾虫”只是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小部分。他们没有资金，也没有文化和技术。在低素质劳动力过剩，经济还不够发达的现阶段，社会还没有财力来救助他们。在中国真正富起来之前，他们只能在贫困和犯罪中继续挣扎。
这个无奈的结论深深地刺痛了我。希望中国快点富裕起来的愿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走上阳台仰望星空，点点繁星中似有小女孩渴望的眼睛。就在这一刻，我心中涌起一种强烈的冲动：我要把我的一生奉献给祖国的经济建设。我要以科学文化知识为杠杆，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让贫困的儿童都能上学；让需要救助的人都得到救助。。。。这沉甸甸的使命感把我的心填得满满的，从此以后，我每一天的努力都有了新的价值和意义。
第十章 应邀访美，初露锋芒
婷儿上高中的时候，“WBSE（华盛顿－北京学者交流社团）”把成都纳入了他们的中美中学生交流计划，成都首批到华盛顿参观访问的名额只有一个，并由WBSE的主席拉瑞·席慕思先生亲自到成都外国语学校面谈选拔。
事后来看，这次访美对我们来说从面谈开始就具有多重意义：既是婷儿显示能力的机会，也是婷儿大开眼界的极好机会，更是检验我们多年素质培养成效的难得机会。婷儿访美时的一系列出色表现，使我们不禁欣慰地想：是真金就不怕火炼，不管是中国的火，还是外国的火。
关于这次访美的前前后后，还是让婷儿自己说吧。
婷儿的话：
1997年暑假，我们在青城山军训期间，殷校长（一位德高望重的英语教育专家）从成都打来电话，让我和另外四个同学赶回成都，休息一晚上，以便第二天参加应邀访美的选拔性面谈。
意外的喜讯使我很兴奋，也多少有点儿紧张。
汽车在“成灌公路”上疾驰，我们在车上摇摇晃晃地打盹儿，任7月的熏风使劲拍好着我们的短发。我闭着眼睛，却睡不着。我不知道要和我们面谈的美国人是谁，但我想，他一定是个对中国人友好的“老外”。
有关拉瑞（LarrySimms）的传奇故事，我是在这次面谈过后，才逐渐知道的。。。。登万里长城，结万里友谊
1993年10月，秋高气爽，四位结伴来中国旅游的美国人，爬上了北京附近的八达岭长城。其中一位，个子高高，身材挺拔，长着亚麻色的头发，有一双敏锐又好奇的眼睛。他精力充沛，在蜿蜒起伏的长城上边走边看说说笑笑。他一面猜测，在没有任何像样的机械的2000多年前，中国人是如何完成这项不可思议的巨大工程的，一面观察着那些像他一样，在长城上观光漫游的当代中国人。
他，就是拉瑞·席慕思先生。
拉瑞早年毕业于美国著名的“长春藤联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法学院。凭借着过人的才华和勤奋，很快在美国法律界出露头角。1974－1975年期间，他曾任美国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的助手。1976－1985年间，他又担任了美国司法部总检查长助理的要职。1985年之后，拉瑞辞去公职，专心从事律师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不但是一位出色的律师，还是美国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法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世界第六大律师事务所——《格信》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一一老板之一。
由于这次游览长城的偶然契机，他后来建立了一个与许多中国学生有密切关系的学生交流组织。
那天在长城上，他遇到了一样跟着老师来爬长城的中学生。这些孩子对英语正学得兴趣盎然，看到四个结伴而行的“老外”，都不愿意放过统口语的好机会。他们微笑，挥手，“哈罗！哈罗！”地主动跟拉瑞他们打招呼，希望跟他们用英语聊几句。拉瑞笑着答应了。没想到，这些孩子们的英语口语都相当流利——他们是北京市西城区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在几个美国人面前，你一句，我一句，应对自如。这一谈，就是40多分钟。
拉瑞感到很惊讶，这些中国孩子竟然把英语学得这么好！他们的活力，他们的聪明好学，他们对异国人真诚的友好，他们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心情，都强烈打动了第一次来中国的拉瑞。
这次邂逅，触发了拉瑞一个大的构想：
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显现出了举世瞩目的活力。中国正在大踏步前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富有聪明才智。。。。
他认为，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与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关系，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政治关系。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能否拥有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这一关系。
应该让两国的年轻人了解对方的国家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