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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进城的时候，一个儿童合唱队在家宅门口欢迎他。奥雷连诺·霍塞象他祖父一样高大，穿着革命军的军官制服，按照规矩向奥雷连诺行了军礼。
并非一切消息都是好的。奥雷连诺上校逃脱枪毙之后过了一年，霍。阿卡蒂奥和雷贝卡就迁进了阿卡蒂奥建成的房子。谁也不知道霍。阿卡蒂奥救了上校的命，新房子座落在市镇广场最好的地方，在一棵杏树的浓荫下面；知更鸟在树上筑了三个巢：房子有一道正门和四扇窗子。夫妇俩把这儿搞成了一个好客之家。雷贝卡的老朋友，其中包括摩斯柯特家的四姊妹（她们至今还没结婚）．又到这儿来一起绣花了，她们的聚会是几年前在秋海棠长廊上中断的。霍·阿卡蒂奥继续使用侵占的土地，保守党政府承认了他的土地所有权，每天傍晚都可看见他骑着马回来，后面是一群猎犬：他带着一支双筒枪，鞍上系着一串野兔。九月里的一天，快要临头的暴雨使他不得不比平常早一点回家。他在饭厅里跟雷贝卡打了个招呼，把狗拴在院里，将兔子拿进厨房去等着腌起来，就到卧室去换衣服。后来，据雷贝卡说，丈夫走进卧室的时候，她在浴室里洗澡，什么也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可是谁也想不出其它更近情理的原因，借以说明雷贝卡为什么要打死一个使她幸福的人。这大概是马孔多始终没有揭穿的唯一秘密。霍·阿卡蒂奥刚刚带上卧室的门，室内就响起了手枪声。门下溢出一股血，穿过客厅，流到街上，沿着凹凸不平的人行道前进，流下石阶，爬上街沿，顺着土耳其人街奔驰，往右一弯，然后朝左一拐，径直踅向布恩蒂亚的房子，在关着的房门下面挤了进去，绕过客厅，贴着墙壁（免得弄脏地毯），穿过起居室，在饭厅的食桌旁边画了条曲线，沿着秋海棠长廊婉蜒行进，悄悄地溜过阿玛兰塔的椅子下面（她正在教奥雷连诺·霍塞学习算术），穿过库房，进了厨房（乌苏娜正在那儿准备打碎三十六只鸡蛋来做面包）。
“我的圣母！”乌苏娜一声惊叫。
于是，她朝着血液流来的方向往回走，想弄清楚血是从哪儿来的：她穿过库房，经过秋海棠长廊（奥雷连诺·霍塞正在那儿大声念：3十3＝6，6十3＝9），过了饭厅和客厅，沿着街道一直前进，然后往右拐，再向左拐，到了土耳其人街；她一直没有发觉，她是系着围裙、穿着拖鞋走过市镇的；然后，她到了市镇广场，走进她从来没有来过的房子，推开卧室的门，一股火药味呛得她喘不过气来；接着，她瞧见了趴在地板上的儿子，身体压着他已脱掉的长统皮靴；而且她还看见，已经停止流动的一股血，是从他的右耳开始的。在霍·阿卡蒂奥的尸体上，没有发现一点伤痕，无法确定他是被什么武器打死的。让尸体摆脱强烈的火药味，也没办到，虽然先用刷子和肥皂擦了三次，然后又用盐和醋擦，随后又用灰和柠檬汁擦，最后拿一桶碱水把它泡了六个小时。这样反复擦来擦去，皮肤上所刺的奇异花纹就明显地褪色了。他们采取极端的办法——给尸体加上胡椒、茴香和月桂树叶，放在微火上焖了整整一天，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他们才不得不把它慌忙埋掉。死人是密封在特制棺材里的，棺材长二米三十公分，宽一米十公分，内部用铁皮加固，并且拿钢质螺钉拧紧。但是尽管如此，送葬队伍在街上行进的时候，还能闻到火药味。尼康诺神父肝脏肿得象个鼓似的，在床上给死者作了祈祷。随后，他们又给坟围了几层砖，在所有的间隙里填满灰渣、锯屑和生石灰，但是许多年里坟墓依然发出火药味，直到香蕉公司的工程师们给坟堆浇上一层钢筋混凝土，棺材刚刚抬出，雷贝卡就闩上房门，与世隔绝了，她穿上了藐视整个世界的“甲胄”，这身“甲胄”是世上的任何诱惑力都穿不透的。她只有一次走上街头，那时她已经是个老妇，穿着一双旧的银色鞋子，戴着一顶小花帽。当时，一个流浪的犹太人经过马孔多，带来了那么酷烈的热浪，以致鸟儿都从窗上的铁丝网钻到屋里，掉到地上死了。雷贝卡活着的时候，人家最后一次看见她是在那天夜里，当时她用准确的射击打死了一个企图撬她房门的小偷。后来，除了她的女佣人和心腹朋友阿金尼达，谁也没有遇见过她。有个时候，有人说她曾写信给一个主教（她认为他是她的表兄），可是没有听说她收到过回信。镇上的人都把她给忘了。
尽管奥雷连诺上校是凯旋归来的，但是表面的顺利并没有迷惑住他。政府军未经抵抗就放弃了他们的阵地，这就给同情自由党的居民造成胜利的幻觉，这种幻觉虽然是不该消除的，但是起义的人知道真情，奥雷连诺上校则比他们任何人都更清楚。他统率了五千多名士兵，控制了沿海两州，但他明白自己被截断了与其他地区的联系，给挤到了海滨，处于十分含糊的政治地位，所以，当他下令修复政府军大炮毁坏的教堂钟楼时，难怪患病的尼康诺神父在床上说：“真是怪事——基督教徒毁掉教堂，共济会员却下令重建。”为了寻求出路，奥雷连诺上校一连几个小时呆在电报室里，跟其他起义部队的指挥官商量，而每次离开电报室，他都越来越相信战争陷入了绝境。每当得到起义者胜利的消息，他们都兴高采烈地告诉人民，可是奥雷连诺上校在地图上测度了这些胜利的真实价值之后，却相信他的部队正在深入丛林，而且为了防御疟疾和蚊子，正在朝着与现实相反的方向前进。“咱们正在失去时间，”他向自己的军官们抱怨说。“党内的那些蠢货为自己祈求国会里的席位，咱们还要失去时间。”在他不久以前等待枪决的房间里悬着一个吊铺，每当不眠之夜仰卧铺上时，奥雷连诺上校都往想象那些身穿黑色衣服的法学家——他们如何在冰冷的清晨走出总统的府邸，把大衣领子翻到耳边，搓着双手，窃窃私语，并且躲到昏暗的通宵咖啡馆去，反复推测：总统说“是”的时候，真正想说什么；总统说“不”的时候，又真正想说什么，他们甚至猜测：总统所说的跟他所想的完全相反时，他所想的究竟是什么；然而与此同时，他奥雷连诺上校却在三十五度的酷热里驱赶蚊子，感到可怕的黎明正在一股脑儿地逼近：随着黎明的到来，他不得不向自己的部队发出跳海的命令。
在这样一个充满疑虑的夜晚，听到皮拉·苔列娜跟士兵们在院子里唱歌，他就请她占卜。“当心你的嘴巴，”皮拉·苔列娜摊开纸牌，然后又把纸牌收拢起来，摆弄了三次才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征兆是很明显的。当心你的嘴巴。”过了两天，有人把一杯无糖的咖啡给一个勤务兵，这个勤务兵把它传给另一个勤务兵，第二个勤务兵又拿它传给第三个勤务兵，传来传去，最后出现在奥雷连诺上校的办公室里。上校并没有要咖啡，可是既然有人把它送来了，他拿起来就喝。咖啡里放了若干足以毒死一匹牲口的士的宁。奥雷连诺上校给抬回家去的时候，身体都变得僵直了，舌头也从嘴里吐了出来。乌苏娜从死神手里抢救儿子。她用催吐剂清除他胃里的东西，拿暖和的长毛绒被子把他裹了起来，喂了他两天蛋白，直到他的身体恢复正常的温度。第四天，上校脱离了危险。由于乌苏娜和军官们的坚持，他不顾自己的愿望继续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星期。在这些日子里，他才知道他写的诗没有烧掉。“我不想慌里慌张，”乌苏娜解释说。“那天晚上我生炉子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最好等到人家把他的尸体抬回来的时候吧。”在疗养中，周围是雷麦黛丝的落满尘土的玩具，奥雷连诺上校重读自己的诗稿，想起了自己一生中那些决定性的时刻。他又开始写诗。躺卧病榻使他脱离了陷入绝境的、变化无常的战争，他就用押韵的诗歌分析了他同死亡斗争的经验。他的头脑逐渐清楚，能够思前想后了。有天晚上，他问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
“请你告诉我，朋友，你是为什么战斗呀？”
“能有什么其他原因呢？”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回答。“为了伟大的自由党呗。”
“你很幸福，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战斗，”他回答，“而我现在才明白，我是由于骄傲才参加战斗的。”
“这不好，”格林列尔多·马克斯说。
奥雷连诺上校对格林列尔多的惊讶感到开心。
“当然不好，”奥雷连诺说，“但无论如何，最好是不知道为什么战斗，”他盯着战友的眼睛，微微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