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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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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左联”成文的第一天,矛盾就暴露出来。鲁迅在成立大会上讲话,依然批评创造和太阳社“专事于吹擂”,“力量实在单薄”;7听者中间的那年轻人,则有好几个在会后公开指责:“他说的还是这些话!8所谓“这些话”,不单是指鲁迅依旧记仇,也指他还是老生常谈,说不出一句新鲜话。几个月后,在那次为鲁迅祝寿的集会上,鲁迅刚讲完,一位年轻人就摇着头对身边的人说:“这大令人失望啦!……他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态度,使青年人为之沮丧……”9当然,这些都还是一般的思想上的分歧,说过也就算了。随着鲁迅逐渐介人“左联”的领导工作,他和一些共产党人的矛盾,还掺进了具体的人事纠葛,变得日益尖锐起来。比方说,原先共产党人拟定的“左联”发起人名单中,是没有郁达夫的,因为鲁迅狼诧异:“怎怎么没有郁达夫?”才勉强添补上。可郁达夫这个人,身上实在没有多少“左翼”的气味,平常处世,倒多半是一派名士风度,散曼得很。他很少参加“左联”的活动,后来还干脆写了一封信给“左联”。说他不能常来开会。“左联”和它隶属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实际主持人,都是组织性颇强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容忍这件事?一怒之下,就把郁达夫开除了。这自然使鲁迅极不高兴,你们怎么能把我介绍的这样一位文坛宿将,随意开除呢?到一九三二年,因为批评“左联”刊物《文学月报》上的一首诗,鲁迅又得罪了这份”刊物的主编周扬。偏巧从第二年开始,周扬成为“左联”中的共产党负责人,于是鲁迅和周扬的个人矛盾,就演化为他和“左联”中一群共产党人的矛盾,说起来也真是冤枉,鲁迅所以要批评那首诗,正是听了“左联”中另一位共产党员冯雪峰的建议,因此,他当初和创造社、太阳社那批年轻人之间的一点意气,现在却和他与“左联”中的共产党人的矛盾,和这些共产党人自己之间的矛盾,都纠缠在一起,怎么也解不开了。
既然解不开,矛盾就势必要逐渐激化。一九三三年春,“左联”的四位成员联名发表文章,替《文学月报》上的那首诗辩护,斥责鲁迅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带着白手套的革命家”。10一九三四年,则又有一位“左联”的青年成员化名“林默”,说鲁迅当时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短文是“花边文学”,“往往渗有毒汁……”11也就在这一年,周扬等人以“内奸”的嫌疑,革去了与鲁迅素来亲近的胡风的左联书记的职务,使鲁迅非常不满。本来胡风当书记时,他每月捐二十元钱作“左联”刊物的印刷费,周扬们这样一来,他就不捐了。周扬便在背后指责鲁迅“吝啬”,这话后来传入鲁迅耳中,自然更添一份厌恶。到一九三五年夏天。又有一位一左联”中的共产党员化名指责鲁迅,说他和敌人“调和”,而使追随他的青年人“死得不明不白”。12攻击的言辞,是一次比一次激烈了。类似这样的事情,当然不止我举出的这几件;鲁迅又特别敏感,几乎每一次都能猜出化名攻击者的真实面目,他的反击,就往往相当厉害。当初你成仿吾骂我是“有闲,有闲,还是有闲”,我就干脆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杂文集名为《三闲集》,且在序言中指明,这是“射仿吾也”。你林默扣我一顶“花边文学”的帽子,我就干脆摘来作这些短论的总名,而且也在序言中指明:“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13他更用种种不指名的方法,回敬周扬和他的同志。譬如编自己和许广平的通信集,他就屡屡在旧信中插进新的议论,像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的那一封,原就有自己和青年人合作而总无好结果的慨叹:“每每终于发见纯粹的利用,连‘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气力的自己一个”,鲁迅重抄时。就特意添写道:“有时候,他还要反而骂你;不骂你,还要谢他的洪恩,”14这就明显是针对周扬那一类人,是借昔日的牢骚,来抒遣今天的不满了。有时候,他甚至将这种不指名的斥责直接送到那化名攻击他的人面前,譬如他知道了是田汉化名攻击他,就在寄给田汉当主编的《戏》周刊的文章中,直截了当地写道:“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僧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15
鲁迅是个记仇的人。一九一二年在南京,他和朋友寻访旗营旧址,只见一片烧黑了的断壁残垣,几个满族老妇人如小鼠般蛰居其内,情景非常悲惨,可他谈起当年骑马过旗营时遭受的辱骂,语气间仍有余恨。对时隔多年的往事,他尚且如此,现在和“左联”中那批共产党人的矛盾,可谓旧隙添新怨,他的怒气就更难以抑制。偏偏周扬那些年轻人,血气方刚,对鲁迅的不满还有增无减。一九三六年春天,他们按照来自“共产国际”内的中共代表的指示,突然将“左联”解散,另外建立一个几乎将上海文学界的各种头面人物都包容在内的“文艺家协会”,又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取代原先的“无产阶级文学”——几乎是一个急转弯。在这整个急转弯的决策过程中,鲁迅身为“左联”盟主,明确表示反对,却毫无作用,周扬们只是派人将自己的决定通知他,并不管他是否赞同。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惹得鲁迅大怒了。他向来就讨厌别人利用他,虽然一次次压下火气,重新与人合作,这火气却不会消散,反而因为在内心重叠积压而酿成更大的爆破性。周扬们这一次解散“左联”,恰恰在这一点上激怒了鲁迅:当初你们三番五次来找我,一定要按我坐在“左联”的第一把椅子上,现在说解散就解散,这岂不是太过分了?你们这样对待我,我又何必再和你们搅在一起呢?于是,他先对替周扬传话的茅盾说:“对他们这班人,我早已不信任了!”16又写信通知他和周扬之间的另一名传话人徐懋庸:“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部从此结束了。”17他坚决不参加那个“文艺家协会”,还公开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旗帜,竖在周扬的“国防文学”对面。当收到徐懋庸固此写来的批评信,责备他“助长着恶劣的倾向”时,更是怒不可遏,对朋友说:“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18他针锋相对,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回信,还送出去公开发表。他在信中斥责周扬佩“大半不是正路人”,是“借革命以营私”,甚至说他“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19直到逝世前一个月,病在床上,还写信向朋友表示:“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20简直是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这群共产党人了。
可这样一来,他的处境就非常尴尬。他已经和国民党政府为敌,现在又和身边的盟友决裂,他该怎么办?是干脆采取绥惠略夫式的“独战”的立场,对社会上的所有黑暗——不管它在朝还是在野——宣战?还是努力缩小这个决裂的影响,依旧坚守原来的战位?看起来,他是采取了后一方法。他依旧将官方视为主要的敌人,只要有可能,就竭力对社会隐瞒自己和那些共产党人的矛盾。这样做当然很苦,他在私人通信中忍不住要抱怨:“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此所谓‘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也。”21不过,抱怨归抱怨,那“我们”和“别人”的内外界限,是分得相当清楚的,当然,矛盾越演越烈,最后总是掩不住;即使能够掩饰住,也只是瞒过别人的眼睛,并不能消除鲁迅自己的疑惑,因此,他一面对别人“撒谎”,一面又晴暗地向自己解释。他说共产党内并不是只有成仿吾和周扬这样的人,也还有瞿秋白和冯雪峰这样的人;他说周扬们都只是青年知识分子,并非真正的无产阶级,他们虽然不成器,却并不证明他对“无产者”的“将来”的信仰也不能成立;他更说,这些人其卖和他以前领教过的那种激进青年--如高长虹之类--是差本多的人、甚至和他深恶的那批绅士学者也有许多相通的地方……我相信,多半正是类似这样的自我譬解,使他在给徐懋庸的公开情中,能那样明确地将周扬们和“革命”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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