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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明确地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前期，经历过两次战略转变：第一次是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这个转变曾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二次是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毛泽东一年多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后一次战略转变时说：这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是在敌人、友军、战场都有变化的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30）这一转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关系非常之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红军还没有开赴前线的时候，在仔细考察并分析了主客观实际情况后，便明确地及时地提出要实行这个战略转变，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关于国共关系，他指出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31）。
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大本营。这支部队称为留守兵团，以后在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议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讨论。来自不同岗位的与会者对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开展山地游击战及红军担负的任务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对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会上有些不同意见，但由于红军急于出发，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出席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
“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32）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会议决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加为十一人，书记是毛泽东，副书记是朱德、周恩来。
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认为这次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在发言中作了说明：“两个政策，两个前途——单纯政府的抗战政策与我们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政策。争取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前途，避免大分裂、大叛变。”“目前极需要把国共两党区别清楚。十大纲领的提出，就是与国民党单纯抗战的区别。”（33）这些，同他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中的看法是相连贯的。以后一个月中的种种事实，使他对问题看得更清楚了，意见也更完备了。
洛川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在八月二十七日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座谈会所讨论的，是毛泽东正在思考中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讨论的题目中，第一个就是：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先作了说明。他说：“两个阶级的企图，各在自己阶级立场上出发。”“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他把这一次国共合作同第一次作了比较，认为那时孙中山、廖仲恺所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要勇敢些，现在的国民党当局更胆小些，更小气些，而且是自觉地来限制我们。他们正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有计划地吸引共产党，从各方面影响你，以几千条线索来套我们。我们有些人容易上当，要有自觉，要使农民与小资产阶级随着我党走。国民党内也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来解决。”（34）他在座谈会结束时着重强调，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投降主义倾向，要注意对党内加强教育。
为什么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当时已经出现的大量事实在他头脑中引起的反应。两个月后，毛泽东回顾这一时期的情况：
“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叫嚣，国民党关于‘共产党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广泛宣传，蒋介石关于统制共产党的企图，国民党对于红军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七月庐山训练班提出的‘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某些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以章乃器为代表），等等情况。”
“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的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35）
由于存在着这两方面的严重的情况，他认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民族的和阶级的投降主义。否则，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就可能被国民党吸引过去，被溶化或消灭掉，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前途也会被葬送掉。
由于大敌当前，放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前的最紧迫的现实课题，还是红军迅速完成改编，开赴抗日战争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八月二十二日，洛川会议的前一天，蒋介石正式发表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命令指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
为了在组织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九人组成。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毛泽东代理主任。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由洛川回到延安。
这时，红军主力师已改编完毕，从九月二日起，陆续从山西开赴华北前线。
同日本军队作战，对八路军来说，是一次新的严峻考验。红军虽然已有十年内战的经验，但从来没有同具有现代军事装备的帝国主义国家军队交过手。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虽已在洛川会议上确定下来，但还需要在实战中充实、检验和完善。八路军出动到华北作战的情况如何，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因此，洛川会议结束后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几乎以全部精力指导八路军在华北的作战。
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是毛泽东在八月中旬已经确定下来的。为什么先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