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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永新撤回井冈山的路上，毛泽东和陈毅边走边谈地交谈了一天。毛泽东讲了他这个时期一直在思考的一些大问题，他讲到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谈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历史作用和陈独秀的错误；详细说明了对当前党内思想尚不统一的诸多问题的看法；描述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工农政权的构想；并指出陈毅他们在湘南站不住脚的原因是地处交通要道，敌人过于强大；还指出现在从上到下都很“左”、很危险。这些论述深深打动了陈毅的心，使他对毛泽东十分钦佩。
五月四日，在宁冈砻市举行朱毛两军会师的庆祝大会。毛泽东讲话祝贺两军会师胜利，并代表第四军军委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全军每个指战员认真执行。
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要求重在斗智，而不能单靠斗力。毛泽东把这十六字诀称为“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它正是从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出发，趋利避害，避实击虚，灵活机动，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从而逐步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人民军队后来的战略战术，就是由它发展起来的。
在这一军事原则的指导下，他们又接连打退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两次“进剿”。一次是五月中旬。赣军五个团在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率领下再占永新，向宁冈进攻。朱德、王尔琢率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在草市坳全歼赣军第七十九团，乘胜奔袭，在当天正午第二次收复永新城，杨如轩带伤逃回吉安。工农革命军缴获迫击炮七门、山炮二门、光洋二十余担，粉碎了赣军对井冈山的第三次“进剿”。另一次是六月下旬。这次国民党军队“进剿”的规模更大。赣军改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部为主力，杨如轩为前线总指挥，以五个团占领永新。湘军吴尚部也出动三个团向酃县、茶陵逼近，配合赣军的进攻。红四军以小部钳制湘军，集中主力打击赣军。在朱德和陈毅、王尔琢分别率领下，六月二十三日红四军在新、老七溪岭和龙源口歼灭赣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第三次占领永新城，击破了赣军的第四次“进剿”。根据地军民兴高采烈，奔走相告：“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
三下永新城，打破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三次“进剿”，是朱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巨大胜利。谭震林回忆道：“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岭打了一仗。这样就把江西来的三个师打败了。”⑩朱德也说过：“三打永新消灭了朱培德的主力。朱培德的主力被打垮了，国民党其他军队就不敢配合了。三打永新是一个关键，是根据地发展和红军发展的关键，与后来红军取得胜利有关。”⑾
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县各一小部分，遂川县北部，酃县东南部，割据区域的面积达七千二百多平方公里，共有五十多万人。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里的话来说：“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边界全盛时期内，在毛泽东领导下，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都有很大发展，以分田为中心内容的土地改革在边界范围内全面展开。没有这些，便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可言。
自从三月间湘南特委代表强行取消前委以后，边界各县的党组织顿时失去中心，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这种状况，给边界工作带来极大损害。为此，毛泽东多次提出组织边界特委的要求。当工农革命军粉碎赣军对井冈山的第三次“进剿”时，经中共江西省委同意，五月二十日在宁冈茅坪由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总结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批评右倾悲观思想，反对逃跑主义，重申建设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加强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不能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大会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坚定了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心和信心。
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由陈毅接任。为了统一领导边界各县工农兵政府，在宁冈茅坪建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设土地、军事、财政、司法四个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三个委员会，使工作全面展开。边界各县、区、乡工农兵政府都成立土地委员会小组，领导土地革命。
领导土地革命，在边界特委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湘赣边界更是交通阻塞的农业区域，居民几乎都是农民。这里的土地，大半在地主手里。向地主租种土地的农民，每年要把收获量的一半以上缴给地主，还要受其他种种压迫和剥削。获得土地，是贫苦农民最强烈的渴望。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军事斗争和土地革命是分不开的。没有胜利发展的军事斗争，不能保障农民获得和占有土地，而没有土地革命，不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军事斗争也不可能得到广大农民的真心实意的支持，难以坚持下去，只会归于失败。红军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革命根据地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和扩大，它们的力量源泉就在于取得人数众多的农民的这种由衷支持。
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地区的最初阶段，发动群众的主要内容，是在进行革命宣传工作的基础上带领群众打土豪，分浮财。但单单这样做，显然是不够的。
毛泽东对土地改革的工作早已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他通过在宁冈、永新等地的社会调查，得知湘赣边界土地占有情况极不合理。三月中旬至四月上旬，他以湖南省委讨论过的《土地纲领》草案为依据，在湖南酃县中村和桂东沙田进行过土地制度改革的试点，通过访贫问苦和诉苦会、斗争会发动群众，然后插牌分田。这是边界最早分田的地方。经过实践中的摸索，毛泽东把《土地纲领》草案中“分配土地以区为单位”改为基本以乡为单位；把按照“工作能力”和“消费量”分配土地改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被分配掉的地主也给以生活出路。虽然工农革命军在中村和沙田停留的时间不长，同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合后又向宁冈转移，这里的分田成果没有能巩固下来，但这些试点经验，为以后边界土改的全面铺开创造了条件。
五月至七月，当湘赣边界割据进入全盛时期时，在边界各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五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政策，把它看作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条件之一。毛泽东从红四军中抽调大批干部到各县、区、乡，发动群众，指导分田。六月十五日，湖南省委代表给省委的报告中描述边界土地革命开展的实际状况说：“现在宁冈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的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乡苏维埃为单位，由区苏维埃派人协同乡苏维埃将全乡每家土地、人口调查清楚（如少报土地的，查出后，即取消其分田的权利），再由乡苏维埃将人口、土地统计，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据他原有的田数定其应出进多少。分定后出一榜，又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归其正式营业。”“照他们这种方法，每人可分谷八担，大小人口一样的多。”⑿
毛泽东领导井冈山地区的土地革命，带来了一场轰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