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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和更大规模地开展湖南工人运动，毛泽东开始筹划全省统一的工人组织。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粤汉铁路总工会在长沙新河站开成立大会，大会由毛泽东主持，全省三十多个工会组织各派代表参加。与会代表一致赞成组建全省工团联合会，随即又召开联合会第一次代表会议，毛泽东被推为主席并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发表演说。会后，毛泽东参加起草了全省工团联合会的章程。十一月五日召开各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毛泽东被选为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同时发布宣言通告全国。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两大地方组合”之一，另一个是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名称是搬用的外来名词，很难被工人群众所理解。在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这个名称便不再使用了。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做的一件大事，是同赵恒惕政府进行了三天说理请愿斗争。
当局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深感不安。他们制造谣言，说干工运的是“过激派”，得了外面的钱，搞无政府主义，要推翻现在的省政府等。同时还放出将对工人采取严厉镇压手段的口风，并发生了长沙西区警察署突然摘下人力车工会会牌等挑衅事件。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利用赵的省宪法，展开说理斗争。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分，率领所属各工会代表郭亮、任树德、罗学瓒等二十三人，会见长沙县知事周瀛干、省警察厅长石成金。十二日，又会见省政务厅长吴景鸿。十三日，直接会见赵恒惕本人。他们就请政府表示对工界的态度，关于结社、集会自由，表明工界本身的态度等十个问题展开谈判。迫使赵恒惕等宣称，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还承认省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有自由结社、和平集会的权利，“不受何种特别法令的限制”，“完全有效”。毛泽东等还申明：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它于工人有利，但目前尚难做到，故以民治主义为原则，绝不是官厅文告说的无政府主义。赵恒惕等对“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确是深恶痛绝，但对社会主义却茫然无知，因而表示“均以工人采这种态度极为得当”。
工人的要求基本上得到解决，毛泽东等立刻以《各工团代表与赵省长、吴政务厅长、石警察厅长、周长沙县知事交涉的实在情形》为题，披露说理斗争详实情况，刊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的长沙《大公报》上。赵恒惕像吞下一颗酸涩的果子，很不是滋味。事后他对左右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就不能立足了。
的确，经过两年工人运动的锻炼，毛泽东已经成长为一个老练的革命家。在斗争实践中，他依靠组织和群众，培养骨干，注重策略，利用矛盾，争取舆论，以合法斗争掩护和配合非法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后来毛泽东身上表现出来的出色的领袖才干，这时已初见端倪。他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罢工十次，胜利及半胜利九次，失败一次，“大引起社会之注目”⒃。同时也获得党内的高度评价。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总结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曾这样说：“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⒄
自一九一七年四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刊发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六年过去了。从五四、建党到工人运动，陈独秀越来越赏识毛泽东的才干。一九二三年一月他着手筹备党的三大，便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共中央工作，派李维汉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安排好湘区工作，离开清水塘，离开妻子杨开慧和刚刚半岁的儿子毛岸英，秘密地前往上海。这时，长沙街头已贴出赵恒惕悬赏缉拿“过激派”毛泽东的布告。
① 邹蕴真：《新民学会成立会和一九二一年新年会议概况》，《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5页。
② 《谢觉哉日记》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26、27页。
③ 萧子升：《毛泽东青年时代》，引自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综述》，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75页。
④ 周佛海：《扶桑籍影溯当年》，引自《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71页。
⑤ 毛泽东致蔡和森信，1921年1月21日。
⑥ 蔡和森致毛泽东信，1920年8月13日。
⑦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⑧ 《谢觉哉日记》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⑨ 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1979年3月14日、17日），《“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5页。
⑩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⑾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21年9月28日。
⑿《马林赴华回忆》（1935年8月19日），《“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70页。
⒀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
⒁陈独秀：《党务、政治宣传、劳动运动情况及今后计划》，1922年6月30日。
⒂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1923年8月1日，原载《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
⒃毛泽东：《省宪下之湖南》，中共中央理论月刊《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
⒄《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1923年6月。
第05节在国民党内工作
离湘赴沪后不久，毛泽东又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先期到达广州，和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等，为中共三大做准备工作。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三十一号召开。毛泽东以湘区党的代表身分出席。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还在去年八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留下的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只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应该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由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国民党在社会上有威信，又在南方建立了根据地。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后几经挫折，深感中国革命要改弦易辙，对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抱着积极欢迎的态度。西湖会议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就陆续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对这样做，毛泽东是有思想准备的。四月离开长沙时，他在湖南自修大学主办的《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提出：中国的反动势力太大了，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共产党和一些“非革命的民主派”都将同“革命的民主派”国民党合作，以“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到广州后，他在《向导》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看法：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是“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阵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①。从五四时期倡导民众大联合，到这时主张建立联合阵线，他的思路是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