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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民主社会党。 就中国大陆当时的情形而言，这部宪法的规定形同虚设。 在国民党被赶到台湾之后，这些规定才在那里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执行。 看到事情已毫无希望，马歇尔将军要求将他召回。 1947年1月7日，他回到美国，担任国务卿。 当天，他发表了一份长篇的“个人声明”，说他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对方都有着“几乎无法解除的怀疑”。 两党都是由极端分子操纵的，国民党里的是“一批反动派”，共产党里的则是“顽固的共产主义分子”。 他认为，在共产党里，有一批开明派，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他们是因为憎恶地方政府的腐败才转向共产党的，”他们会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共产主义思想之上。 他的声明中没有提到苏联，似乎中共从这一年开始出现的强硬态度，与斯大林放弃与美国合作，帮助中共壮大军队的决定毫无关系。 美国对马歇尔使命的失败作了许多反省，这些反省包括马歇尔将军自己的观点，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是，中国方面的解释虽然没有引起那么大的注意，但却对马歇尔失败的原因作出了具有新意的分析。 国民党和共产党提出的条件是无法调和的，这就象两条平行线，永远走不到一起。双方都没接受美国调解人的意见。 在谈判中共产党比它的对手更成功一些。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并不是些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负责人张治中在军方在党内都没有什么人支持，蒋介石对他也不太信任。他的一个姓张的助手，虽然说是代表着CC系，但他的话却代表不了CC系，他得听命于陈家兄弟，并向他们请示。另一位是邵力子，他没有什么作用，挑选他去谈判是因为他有一个“温和派”的名声。 这三个人都不能直接找到蒋介石，只能通过张群间接地向他汇报。 张治中深知，美国希望问题能和平解决，于是他便利用这种希望，常把马歇尔的眼光引向过于乐观的和平前景。 就他个人而言，他是赞成联合政府的。他认为自己将在这样一个政府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陈立夫和他的CC系在宣传上一直不停地攻击共产党，他们质问谈判会有什么作用。 在宣传战线上，共产党无疑在每个方面都比国民党聪明。 共产党的代表因住在梅园5号，离国民政府大楼只有几百码远（这幢楼在推行宪政之后改为总统办公楼）。中共代表团成为中外记者唯一的消息来源。周恩来对要求进行评论的记者总是有求必应。 埃里克一周有一次早上三点去拜访他，周恩来毫不拖延地接待了他。他的发言人王炳南等也对记者十分热情。从南京发出的有关和谈的消息都是以共产党的说法为根据的，这么说毫不过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连国民党的传声筒中央新闻社和《中央日报》，都要靠共产党提供和谈的消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谈判被认为是秘密的，而且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和发言人都害怕说出什么让蒋介石不高兴的话，实在躲不过了，他们才会同意接见记者，但却拒绝发言。这使共产党一方控制了消息报道。 军方的意见是有分歧的，蒋介石直接控制的中央军完全反对与共产党讲和。抗日战争时他们与共产党之间发生的局部冲突仍记忆犹新。另外，他们受的教育一直是让他们去恨共产党，恨了这么长的时间，再让他们去爱共产党，已为时过晚。 而原来的军阀手下的各种地方军队则大多采取中间立场。 诚然，他们不喜欢共产党，但他们同时也恨中央军，因为中央军在装备方面有各种优先权。 阎锡山（山西的“模范省长”）是个例外，对所有的人他都说共产党对和平并不真正感兴趣。和其他的将领不同，阎锡山认为，即使能够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共产党也不会放弃将全中国共产化的计划。他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都这么说，1947年和谈还没有破裂时，他就在太原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出了这一点。 1946年6月，马歇尔将军曾邀请《大公报》的胡霖，去他在南京宁海路5号的住处作了一次长谈。当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在场，埃里克·周当翻译。 当马歇尔请胡霖坦率地谈谈他对和谈前景的看法时，他指出了下面几点： 一、中国共产党不是“土地改革派’、如果美国人这么看，他们就错了。 二、建成联合政府就象建立一个“德意志法兰西联合共和国”，国共合作是没有基础的。 三、马歇尔最多只能争取到一个暂时的和平。但是，首先他必须保证停战协定起作用，如果没有国际上的监督，停火协定就不会奏效。 四、有一个比较实际的办法就是把东北给共产党，这样他们就可能在那里建立某种自治政府。但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愿背上分裂国家的罪名。 五，象民主同盟、青年中国党（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这种弱小的党派既缺乏广泛的支持，又没有对大众的号召力，不应太重视他们。 六、美国所说的那种民主，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和其他亚洲国家都不可能建立起来。 七、中国出现共产党的政权，对美国来说是弊大于利的。 八、苏联极有可能巩固他们在东北的力量，以达到秘密援助共产党的目的。 马歇尔将军没有理会这些话。 胡霖的这些话讲得比阎锡山还要清楚，在此之前，阎锡山同样没有能使马歇尔从他最初的幻想中醒悟过来。 1946年3月3日，马歇尔曾去太原见过阎锡山，第二天，阎锡山用车把马歇尔送到了机场，路上，马歇尔说：“我想调解，而且我相信自己能够解决国共之间的矛盾，因为我给共产党的条件比苏联给他们的更好。”阎锡山说：“你在谈交易。如果共产党的确想做交易的话，你就能成功。但是，如果他们的目的是接管这个工厂，那么交易就做不成。” 马歇尔问：“你认为中国共产党真的不会妥协吗？” 阎锡山说：“这我不能肯定。这完全取决于共产党是否愿意放弃进行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马歇尔说：“至于中国，美国要看调解的进展如何。如果不成功，美国将全盘退出。” 平心而论，马歇尔的处境本来就不妙，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交给他的那个烂摊子，对国民党十分不利，对共产党却较为有利。他对周恩来所抱有的信心比对蒋介石的大。 现在，他走了，共产党的力量在继续壮大，而蒋介石却得不到他需要的军用物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内战于1947年春进入了一个一触即发的新阶段。
第二十章蒋介石引退
第二十章 蒋介石引退
司徒雷登给蒋介石带来了国务卿马歇尔的口信，马歇尔说，我已告诉过你了，单单靠军事援助是医治不了中国的疾病的。 当蒋介石问司徒雷登大使马歇尔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时，大使回答说：“权力必须通过授与来行使，人民的自由必须得以保护，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密切联系”。 蒋介石说：“我明白了。”然而他确像以前一样，事实上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 1946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蒋介石就是在这种灾难性的经济危机下和共产党对峙的。 在上海，年底的商品批发价是年初的七倍。美元和中国货市的比价在战时比较稳定，为20：1，现已高达3350：1，而市场开价更高，到1946年12月高达6500：1。 同时，中国黄金储量急剧下降。抗日战争胜利时，黄金储量价值为9亿美元，高得令人吃惊。然而到了1946年底，已下降到不足该数字的一半。 1946年全年，外援资金源源不断。从1945年11月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就开始往中国海运供应品，一直到1947年底才停止这项计划。“联总”共向中国提供4．74亿元的援助，其中美国占3．58亿元。供应品大多是衣物、食品，但也有大量的基础建设设备，很多技术人员来到中国，帮助中国配给商品，开办工厂，从抗战胜利至1947年，美国进出口银行的8280万元贷款及加拿大6000万元长期贷款列入到“联总”的计划项目内。 然而，很多供给品和现金却流入到国民党军官和部长们的私人商店和银行里去了。 如果国家经济恢复了正常，那么全面破产的潮流即使不停止，至少也会减慢下来。但是，最大的工业中心东北已被俄国人掠夺一空。 最有希望发展的行业是纺织业。日本占领时，纺织业有所发展。但是，交通运输业衰落，贸易活动极为困难。铁路遭到破坏，铁轨被拆毁，桥梁被炸坏，枕木被抽去。华北主要交通动脉不断受到战争的影响。因为有美国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