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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以财代役。这是免役法产生纷争最主要的原因，因此主动将它抛弃出去，割舍不实施。但还存在地区的差异，广德军一人一年给二十贯钱，假如一家人口不多，勉强就能温饱。可是只过几百里，在杭州城内，这个钱养活一个人还不够。
于是粗划为五个等级，但每一个等级设置一个标准，高低有着一些悬殊。再让每一州府自己斟酌，用差役多了，官府为便，可是纳差役税的富人们不会同意，征得少了，官府不便。给差役薪水多，差役高兴，还能为朝廷增加财政，可纳差役税的富人们又不会开心。给得少，差役不同意，甚至都没有人同意参加。官员为了政绩，要做一个表率给朝廷看，所以会多征衙前，给衙前丰厚的报酬，但作为富人的代表官吏们又不会同意这样做，而是希望向相反的方向进行。
这会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在每一个州府实行自我调控。外加标准，超过这个标准与低于这个标准，都会出现麻烦，那么上报时朝廷不同意。并且杭州与太平州实施免役法也有好几年辰光，替朝廷积累了一些借鉴的经验。有这个标准控制，就不会出大纰漏。
因此，理论上这是一次比较完美的变法。
朝廷似乎没有得到多少的利，变法的目标也不是让朝廷敛财的，而是要便民。但实际上将许多中产阶级解放出来，让他们经商、办产业或者种植，这才是健康的经济增涨。也给贫困百姓缓解压力，朝廷用意是好的，让三等户以上来应差，事实到了地方上，官商勾结，都能强行让六七八等赤贫百姓无薪应差，以至家破人亡。这是隐形的，不容易看出来。
但有一条却能看到实效。
厢兵。
王安石变法将目标集中在敛财上，郑朗变法将目标定在便民与节冗上。因此主题思想不同，郑朗是有意利用此次免役法节流厢兵，使厢兵从兵变民变差。不能说全部罢除厢兵，它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大灾荒时收留灾民为兵，减少流民，会让农民起义大爆发的机率无限下降，也给灾民一条活路。地方上还有一些劳力，有厢兵在可以修修补补。还有缉拿盗贼，真正战争来临，不能指望厢兵，马上就能看到，但能吓唬一下。又能从厢兵中挑选一些骁勇者，进入禁军，增加禁军的战斗力。
可是宋朝厢兵数量太多了，在郑朗心中厢兵数量最好在二十五万到三十万最好。减少了二十万厢兵，至少一个盐专营所带来的财富便省了下来。一有灾害爆发，又可以立即吸纳几万名厢兵，灾害过后，重新节流。象去年厢兵最高峰时几达五十万，怎么吸纳？
事实也取得一些效果，自去年冬天实施后，前后裁减八万厢军，若是国家太平下来，西北劳役减少，还能淘汰三四万厢兵，没有达到郑朗的目标，也算是不错了。
但就是这个完美的免役法出现一个很大的弊端……
第四百五十三章 悲情的雨
郑朗想的是好，人心没有满足的时候，所以在先实施之前设一个浮动，实施时豪强不满，争，吵，没有关系，可以在这个浮动标准里退让一步，就象买东西，开价还价，还了一点价下来，顾客心里面便有了满足感。若是一分钱不肯退让，除非品牌才有这个资格，但相对于这些豪强，朝廷未必是让他们完全退让的大品牌。
连心理学都用上。
似乎效果也不错，陆续的实施，吵了一段时间，并且这几年差役很辛苦，各州县渐渐安静。
几个提议的大臣心中皆松了一口气，也怕。
但是危机也就在几个月后产生。
郑朗仍然疏忽一个问题，王安石实施免役法时也在实施另一条变法，方田均税法。
真宗时朝廷最高统计上来的耕地面积达到五百多万顷，赵祯朝时最低萎缩成二百三十万顷。这三亿亩耕地到哪里去了？不是荒芜的，相反，最少增加了五千万顷新的耕地。之所以减少，全部隐占，之所以隐占，是为了逃避税务。
这个现象很不好，宋朝税务转移，最高时税务达到一亿六千万贯，而两税不到五千万贯，也就是两税在税务比例里只占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左右，而不象其他朝代，几占百分之九十。
但也是朝廷税务的重点所在，这些税不敢少，只能往不敢瞒田的中小农民身体摊派，所以逼得王安石实施了方田均税法。现在户部没有统计，郑朗估计了一下，朝廷实田最少有六百多万顷，报上来的顶多一半。
没有敢动它。
现在郑朗岁数太小，两党交战，不是改革的时候。
就是如何改，郑朗也没有想出办法。
可正是因为此点，影响了免役法。
这次改良免役法实质很温和的，最大限度照顾了豪强的利益，包括税务按照各个等份逐步减半，而且新法简便，朝廷只要根据以前的税赋情况将州府以及等份与标准划分下来，然后交给州县去处理，活动空间大，自由度强，令法也变得简单并且不呆板。又拉拢了韩范二人，这二人是君子党的首领，连吕夷简都退避百舍，有他们呼应，在这时候君子党也是最势大的时候，支持的人多。
可以说对时机与政局抓得极到好处。
然而依出现麻烦。
麻烦便是在计算财产上，除去耕地的牲畜不计算，房舍、田地、作坊以至船舶、车辆等等，全部要计算的。其中耕地财产在明处，成为是大头，因此一部分豪强进一步大肆隐田。
虽纳的免役钱很少，越有钱纳的钱看似多，实际比例很少，到了十万贯以上的大豪富仅税统计出来的财产百分之零点二三，差不多仅接近城郭税。但豪强们依然不满足，正好隐田，不仅逃避免役税，还可以逃避两税。于是隐田风头更烈。
可是一州府所征的免役钱总量是不变的，即便浮动也不会很大，于是再次将免役钱摊派到三四等户上，甚至五等户也遭到波及。也就是发展下去，免役法与它初的目标相背不提，还影响了国家的两税。
“难道他们不能满足吗？”范仲淹气愤地说。
征税很重，逃税还有一个理，其实征税很轻的，而且免役法的实行，富户是最大的受益者。
“希文兄，人心哪。”
“人心？”
“这段时间我才进京不久，要了解朝廷情况，抽不出多少空来。准备过段时间我再著仁义，说的便是仁与义，利他与利己，人性的善与恶。扬善去恶，利他者，乃是社会群体的需要，但作为本体，人心多是为己的，沾到自己的利益，很难顾暇其他人的利益，包括国家的利益。所以君才成为珍稀人物，天下君子的楷模。”
范仲淹没有心思与他开玩笑，这个不好的势头若扩大，后果很糟糕，问：“行知，可有良策？”
有啊，方田均税，清量实际田亩，还有极少数豪强有平安监与蔗糖作坊的契股，可以用来惩罚，然而……然而……
这不是演义，一旦兴起，纷争想以想像。
摇头道：“我也想了很久，也没有想出好主意，所以今天过来与你协商，看看有何良策？”
办法范仲淹迅速想到一个，清量田亩，可他不是小青年，也立即想到后果，两眼茫茫，不知道怎么办。
“要么再与彦国、稚圭他们进行商议？”郑朗迟疑地说。
免役法只是第一步，马上接下来他还有一个更大的举动，吕夷简好心，劝郑朗多做一些事，但不要兴变革，也不要掺杂到两党相争中，现在他还年轻，要积累一些人气与经验，过了几年，从契丹回来，人到三十，有资历，有权威，有年龄，再加上皇帝的宠信，做首相不是一个梦想，那时才是做事的时候。
并且吕夷简也敏锐地察觉到这几年会乱，政局结果很难说清楚，只有几年后政局才能明朗化。
但中间有一个时机的问题，因势利导同样很重要。
西北战争带来的繁重劳役便是免役法实施的时机，而王伦与张海的起义，便是第二个时机。过了这一村便没这个店。大家好了伤疤忘记了痛，谁来支持这个变法。况且君子党主政，他们步子喜欢迈得大，到了“小人党”执政时，政策会变得很保守。
这便是第二个时机，不容错过。
在这之前，必须将这个弊端解决。
但君子党们显然也没有想出良策，方法简单，只要制止隐田现象，什么麻烦也就没有了。可只两税在收，隐田惹田就无法制止，可是郑朗却隐隐感到有一个机会，郭谘，千步方田法！
争议很多，所以交给了君子党，他退居幕后引势利导。
时间还未到。
从范仲淹处回来，却接到一张意外的请贴。
八贤王赵元俨送来的，史书记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