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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耐心地说：“陛下，彦国，还有诸公，欧阳永叔在河工前说过一句话，人可胜天乎？我这里说，人不可胜天，至少现在绝对胜不了天。比如天若干旱，谁能让它下雨，天要地震，日有食之，谁能让大地不能地震，老天不日食，不下雨，不起刮风，一年少夏秋冬？阳极了阴便就到来，故老子说盛极必衰。但可以顺应天道，将某一时间段停留，周朝立国八百年，唐立国三百年，我们宋朝若做得更好，能不能立国一千年？河工之举，有许多人说人力胜天，居然使黄河改道。非也，汉时生产力远不及我朝，都能使黄河改道，况且我们大宋？我所做的仅是倚据天道，地道，水道，做一些调节，而非是强行必天换地。对天，对地，对祖宗，对前代圣贤，对养我们的百姓，我们要感恩，要畏惧，要思考他们的想法，他们的长处，顺时调节。百姓安居乐业，将士勇敢善战，我朝由是安宁。特别是我朝之富裕，前所未见，因此祖宗家法，我们更要敬畏。”
“卿之言有理啊。”赵顼道。说赵家老祖宗好，当然开心了。
问题就在这里，明明是改制，却口口声声挂着祖宗家法，再想一想王安石天不可畏，祖宗之法可以变，两相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想改革，要谦逊啊。当真那么容易的？
前世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苏联改革，解体，国家民不聊生，寡头政治。相对而言，中国的责任承包制，让下面去做，可以承包，可以公社，让干部让老百姓去比较，然后说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一部分人富了，僵化的思想一起转活。国家转型成功，还保证了稳定。这是何等的大智慧。
随后制度在发展，这一部分人先富，不择手段，带来许多不公平，百姓拜金思想严重，贫富分化严重，等等，十几年下来，未及时矫正，形成的弊病越来越大。当然说起来容易，身在局中想看出来何其之难。
但两相高下，立即能判断出来。不过没有几人认真去想过。
中国史上象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例如秦以法家得天下，得了天下，却不及时扭正，导致二世亡国。
宋朝更多，郑朗接下来就说其中一条：“治理天下，人君乃是大脑，及是心，但需要眼耳口鼻手足去年去听去闻去执行，这就要士大夫。祖宗深知能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治天下还得要士大夫。于是定下祖宗法制，不杀士大夫，以优待之，使士大夫能尽心为国家效力。然而士大夫却产生了误会。天下的利益与权利是一块整体，帝王、宗室外戚、权贵豪强与士大夫，还有国家的基石普通百姓。本来优待了士大夫与权贵，无论如何，他们家人生活远比普通百姓富足。即便范文正父子德操天下无双，然也比普通百姓生活要好。”
大家一起扭头看着范纯仁。
不得不承认，象范家兄弟那样节朴，普通人根本做不到。就是如此，总比平民百姓要好吧。
“权贵与士大夫得了权利与利益的大头，另一方便会削弱，君王与普通百姓。给士大夫权利与大量钱帛，能不能保证士大夫就绝对的忠心？不能，否则祖宗家法不会层层分权与架空。然百姓生活不下去，会如何？即便仁宗那样爱民如子的君王，百姓活不下去，也会沦为盗贼！全国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稳定，赵氏宗室才能传递下去。然因为朝廷对士大夫的无比重视，所谓的祖宗家法，正在一点一滴向士大夫与权贵倾斜。包括官员数量与政策，断断不顾国家经济是否能承受，普通百姓会有多少压力。诸公，夫子修仁义礼仪圣智皆说中，做人也要说中，何谓中？人知足也。官员密布，是谦顾了自己子女，门生与家客，但这一点一滴的弊端积重难返之时，也就是我宋朝灭亡之日。诸公，为自己着想，也希望诸位不替陛下着想，也要为自己的子子孙孙着想。就是不为子孙着想，诸位请再想一想，为何我朝重文轻武？乃是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之祸也。因士大夫掣肘国家，若干年后，又如何看待儒家儒家与士大夫？请诸位恢复真正的祖宗家法吧。”
别当真，祖宗家法是考虑赵氏江山与天下百姓的，当真连皇位也不顾，必须将士大夫放在首位，赵匡胤兄弟傻啊。现在大家口口声声说的祖宗家法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祖宗家法。
包括这种冗官。
赵匡胤重视士大夫，但让国家养两三万官员，十几万正式的小吏？
郑朗说完，郑重的一拱手。
富弼不能作声。富家家产百万缗，郑朗说知足二字，富家有瓜田李下之嫌。
王安石道：“陛下，臣以为郑公所言有理也。如今我朝有西夏契丹之逼，国内又有种种弊端，内困外弱，就象一辆车子艰难地行走在山道上，本山棘密布，岣石丛生，今车子又出现大毛病。若不停下来大修，不久车子便会崩坏矣。”
不是车子，而是整个国家会灭亡。
乍看起来不大可能，宋朝虽出现财政危机，只要君王有作为，将危机化解，国内矛盾还没有尖锐到到处起义的地步。不过若不治理，继续象这样下去，不用多，十年亏空下来，国家必然瓦解。
曾公亮抬起眼睛道：“陛下，如何节制？”
节制是谓必然，自从赵顼下诏反思咸平之治，已经有许多大臣提到这个冗官的问题。民间议论声更大。裁官必定要裁去一部分，但裁去多少，怎么裁？
赵顼说道：“这是王安石、吕惠卿与三司官员呈上的札子，诸位请看一看。”
太监将一份很厚的札子递下去。
郑朗初次来京时，赵顼曾经与郑朗谈过一些郑朗未至京之前发生的事。
台谏重组乃是郑朗之意，但在郑朗说此议之前，司马光曾上书，闻陛下喜欢用内臣采访外事以及群臣能否，臣以为不对，陛下有两府两省台谏，外有提转牧守，皆腹心之臣。只要选好人，各举其职，则天下之事，陛下在九重，也知之。
赵顼未必听太监多少话，这是司马光委婉地进谏，让赵顼多听听言臣的声音。
八月京师地震，这在古代不是小事，赵顼召群臣进对，曾公亮答道：“天裂，阳不足，地震，阴有余。”赵顼问谁为阴。曾公亮说道：“臣者君之阴，子者父之阴，夷狄者中国之阴，皆宜戒之。”回答得很含糊，他是老好人，不大愿意得罪人。吴奎就说了一句话：“但为小人党盛耳。”
赵顼当时感到很不悦。奶奶的，你整儿成了贼喊捉贼。
永厚陵归，开始第一步重组，颇有压力的，赵顼听从郑朗建议，做得很小心，那时还没有对五相下手。问司马光：“朝廷每有除授，众言辄纷纷，非朝廷美事。”
司马光说道：“此乃朝廷美事，知人，帝尧难之，况陛下新即位，万一用一奸邪，若台谏循默不言，陛下从何知之？”
赵顼才问道心里话：“吴奎附宰相否？”
问郑朗，郑朗未答，看问问司马光有没有答案。司马光同样不客气地说道：“不知。”
赵顼又问了第二句：“结宰相与结人主孰贤？”
“结宰相为奸邪，然希意迎合，观人主趋向而顺之者，亦奸邪。”
赵顼知道了，于是决意罢吴奎。
后来郑朗赴京，赵顼才想到一件事，附人主不对，附宰相不对，那么附谁？陷入误区，不是这样选择的，一加一就是二，非是零与五。郑朗因此与他再次解释，什么叫忠，什么叫媚，又将自己写的忠恕拿出来，做进一步的详解。没办法，赵顼岁数太小，人生阅历又少，即便写得浅显，不具体地解释，还是很难吃透它。
再次讲了如何用人。
屏风后高滔滔就问了一句：“郑公，吕惠卿当何？”
郑朗侍讲，受益最深的不是赵顼，岁数小，仅能吃透三四成，高滔滔却能吃透六七成。每当郑朗来侍讲时，高滔滔就躲在帘后或屏风后听讲。赵顼啼笑皆非，也没有反对，母亲受益，最少自己遇到困难时，回到后宫有一个人商议。
郑朗从容答道：“太后，吕惠卿才有余，德不足。类似夏竦与王钦若。”
不是坏话，实际郑朗对王夏二人评价相当地高。又说道：“可重用，三司、参知政事皆可以授之，唯独不能授之首相，即便听其言，也要听其事言，而非听其言人。否则就不能用好此人。真宗用王钦若，或多或少有些失误，仁宗如何用夏竦，陛下与太后就可以如何用好吕惠卿。”
他奏事时能听，但针对人去的，多半不是好事，别当真。
高滔滔又问道：“何人当是首相才？”
相信郑朗，若是韩琦在此，高滔滔万万不会问，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