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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气球旅程是任何后继的商人的不良范本。”这份文章击中了我们最脆弱之处，所有的账目暴露在灯光下。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或者《卫报》的读者会认为，理查德？布兰森正在快速下沉。
电话铃响起，其他的记者询问我的反应，我重复了威尔和我刚写的声明，重点声明这些数字事实上是不准确的，这份文章忽略了维珍唱片无形资产，也没有计算维珍航空飞机的价值。我预备那天下午五点飞往日本，没有许多时间来回应《卫报》，便开始飞速给编辑回信。我试图对这份文章不屑一顾：“在你们的文章《布兰森的热气球会爆炸吗？》中有许多不准确数字，如果你们的记者懂得在写之前采访过我的话，这些完全是可以避免的。由于我几分钟后就要去日本了，所以我不会伤害你们读者。然而，必须指出你们的错误，我们的利润并非”盲目投资“——它们翻了两倍！”我继续列出理由表明在归还完所有的债务后，我们所有公司的净资产大约有十亿英镑。威尔过来说：“不能仅仅写封信，你被一整版的文章攻击了，应该让他们给你一整版来自我防卫。”“可是他们决不会那么做。”“或许会。这会引起骚动，对《卫报》也有利，这比将这封信塞在最后一版无人看要好。”我们一起炮制了一整篇文章反驳《卫报》，当我抵达东京时，威尔打来了电话：“好了，我们拿到了半个版面，我把草稿传真给你。《卫报》认为我们会起诉他们，所以当我们只要求公开回应的权利时，他们乐得提供。”
我又打电话给特雷弗，问罗伊德银行如何评估这篇文章。“她们对此很放松，”他告诉我。当我给罗伊德银行打电话时，我知道了原因。“是的，我的确看了文章，”约翰？霍布利说，“但是很多人没有看到，无论如何，我认识的人都不把《卫报》当回事儿。如果文章发表在《每日电讯》或者《金融时报》，事情会大不一样。”“现在，你对贷款做了什么决定？”我努力装作随便问问，好像我不怎么关心。“董事会已经批准了，”霍布利说，“我们有一个机制可以在你们的资产被出售前得到它们。”我放下电话，躺在旅馆的床上，闭上眼
睛，如果这篇文章在其他任何地方发表，伦敦的反应大不一样，我们正在拼命重获信任，如果这样的文章刊登在《金融时报》上，银行会立刻收回自己的贷款，让维珍破产。
我在日本获得了荣誉博士学位，这所大学要求我飞过去同学生见面，并建议我做面对面的交流而不是正式演讲。当我坐在1000名学生面前时，教授请他们提问，一开始几乎三分钟毫无动静，为了打破僵局，我鼓励说第一位提问的人可以获得两张去伦敦的豪华商务舱机票。50双手立刻举起来，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排山倒海的问题让我没歇过。
我也在京都为维珍大卖场寻找可能的地点，迈克和我坐上了从东京开往京都的火车，这种火车名叫“子弹头火车”，这种火车更像飞机：在上面可以听磁带，有乘务员服务，甚至还有自动贩卖机。“为什么英国没有这样的火车？”我很奇怪，草草记下有关日英两国的火车比较，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到店址上。第二周回到伦敦，星期五的傍晚，《星期日电讯》交通版记者托比？海尔姆打电话给威尔，问如果政府将英国铁路私有化，维珍是否有兴趣经营火车，威尔过来问我。“我们会吗？”我反问。“这是一个挺有趣的主意，”威尔说，“我喜爱火车，我们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经营，免费提供食物和报纸，甚至维珍飞机舱内的服务。我们能直接在伦敦至曼彻斯特和伦敦至格拉斯哥两条路线上直接和英航竞争。”我们讨论的越多，越觉得它有意义。铁路一定是解决所有交通问题的方法之一，每一条新建的公路都会立刻堵车，驾车从伦敦到曼彻斯特简直是场噩梦。“告诉他我们会！”我盖棺定论。
于是，接下来《星期日电讯》的头条是“维珍要经营火车了”，并解释说维珍想获得东部的特许权，将和英国铁路建立合资公司。这成了那个星期的热点话题，也成功地转移了人们对维珍财务问题的关心，极佳地反驳了公众对我们的负面印象，它显示出我们更关心拓展我们的事业，而不是担忧我们的财务，总之大大缓解了我们的压力，记者们停止打听财务和假想的破产，开始对我们未来的大胆计划产生兴趣。星期一各色人等都打电话过来，包括西门子和通用，还有一名叫吉姆？史德的交通顾问。威尔立刻意识到吉姆是位行家。
我们登记了三个可能的公司名：“维珍铁路”、“维珍捷运”和“维珍快车”，委托史德用艺术家的感觉发展维珍的火车。虽然我们提醒他我们的预算是零，但是他奋勇向前，给我们联系了一个叫Electra的创业投资公司，他们同意提供两万英镑做可行性研究。有了商业计划和维珍火车的模型，特雷弗、威尔、吉姆和我等人同英国铁路等相关公司和部门举行了会议，讨论了维珍运营火车服务的可能性，但是英国铁路一点也不热心，他们的总裁约翰？威尔斯比反对任何形式的私有化，他把我们的建议看作得寸进尺的开端。在他走出会议室时，他向他的一个同事做了总结，而这些话不幸通过对讲机传遍了整个办公室，他说：“除非我死了，否则我决不会让那个笨蛋把他的商标放在我的火车上。”
10月21日的那个星期，我全都在赶赴LBC（伦敦广播公司）电台安琪拉？瑞彭的清晨广播节目。这项工作太麻烦，我必须早上五点起床，在黑暗中摸向LBC电台，从六点录音录到八点，然后才回家吃早饭。电台节目制片人电话邀请金男爵同我在电台争论维珍和英航现在的对立以及英航对我们各种措施。“告诉他，我们不准备降低标准，”金爵士断然拒绝，“而且你可以引用我的话。”虽然自一二月间通信以来我第一次接近金男爵，但是他的回答已经毫无伤害。
上个星期管理公司车队的约瑟夫打电话给我说：“理查德，很抱歉打扰你，但是你应该知道有件挺罪恶的事情。我们已为一位有个女儿在私人侦探公司上班。她告诉她妈妈，这个公司正在监视你。他们上个星期跟踪你去了克拉瑞吉餐厅，坐在邻桌。”我快速翻看我的笔记：我确实在克拉瑞吉吃过午饭。我感谢了约瑟夫，考虑是否应该报警？我放下电话，盯着它，在我的生活中电话曾是我的生命线。但是现在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正在监听我的谈话，我也不知道这些私人侦探是否跟踪我的孩子上学，或者搜查我的垃圾箱。我失神地站在窗前，看着荷兰公园，或许在那里停着的英国电信维修车是假的，事实上装满了监听设备——也许我读了太多的间谍小说。我努力把这些想法驱除出头脑，我不能改变生活方式，没有什么东西要隐藏，如果我不停猜测是否是英航雇佣这些私人侦探，我一定会累疯掉，或者很快变成妄想狂。我决定生活一切照旧。
整个星期都是早上五点起床，到星期五我已经筋疲力尽。下午回到办公室，发现桌上有佩妮留的便条：“《今天》的克里斯？哈金斯说自己有一个飞短流长的故事，希望你能够回电。”克里斯？哈金斯是《今天》的闲话专栏作家，人们都知道他曾酗酒。我打电话过去，“理查德，首先我想让你明白我已做了酒精戒毒保守疗法，”克里斯说，“我很清醒，所以你必须认真对待我所说的话。”我开始倾听，拿出笔记本。“我同布赖恩？巴沙姆谈过。”“他是谁？”“英航的公关负责人，因为他老婆艾琳为我工作过，我和艾琳挺熟，她打电话给我
说布莱恩有个关于布兰森和毒品的好故事。“”太好了，“我讽刺道。”我给布莱恩打电话，他告诉我他正在对维珍的经营做详细研究，分析它的优缺点。他提到有关天堂的虚假消息，建议我应该亲自去检查那儿的毒品状况。他说他不是有意让你破产，实际上英航最不愿看到的事情是你死在他们的手上。“这让我产生了联想，我努力回想起来其他记者也问过”天堂“的问题，突然我明白了：是弗兰克？凯恩，《星期日电讯》城市版的财经记者。”然后他告诉我应该看看近期描写你现金状况的《卫报》的文章。嗯，财务非我所长，我也不感兴趣。“”好的，或许你应该转过头去调查英航。“我建议。”我会考虑的，“克里斯说，”但是这真不是我的风格，我写了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