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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电之战几无一人可与王贲匹敌。战风迥异，政风也迥异。王翦对于国事，可谓大谋善虑，极少关注非关总体之政务。王贲则恰恰相反，从不过问大局，也不谋划大略，只醉心于将一件件交给自己的政事快捷利落地办好。王贲以将军之身而能居三公太尉之职，非独功勋也，亦见才具也。当然，论根基才具甚或功劳，蒙恬做太尉，似比王贲更适合。然则，蒙恬对王贲没有丝毫的嫉妒，反倒是深以此为皇帝用人之明。若为太尉，蒙恬岂有北却匈奴之大业绩哉！……此刻，蒙恬念及王氏父子．心头便是一阵阵悸动，国难在前，无人可与并肩，殊为痛心也！上天早丧王氏父子于大秦，莫非果真意味着天下将有无可挽回之劫难么？
蒙恬与李斯的来往，却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隐隐隔膜。
与王翦相比，李斯的斡旋缺乏一种深层的力度。在蒙恬的记忆中，李斯从来没有坚持过什么。无论是长策大谋，无论是庙堂事务，李斯即或明确地申述了主张，只要有大臣一力反对，李斯都是可以改变的。当然，若是秦王皇帝持异议，那李斯则一定会另行谋划，直到君臣朝会一致认同为止。与李斯交，谈话论事从来都很和谐顺当，可在蒙恬心头，却总有一种不能探底的隐隐虚空感。蒙恬是同时结识李斯与韩非的。蒙恬更喜欢孤傲冷峻而又不通事理的韩非，无论与韩非如何争吵得面红耳赤，蒙恬还是会兴冲冲地捧着一坛酒再次去纠缠韩非。根本原因只在一处，韩非胸无城府，结结巴巴的言辞是一团团透明的火焰！后来，当蒙恬看到《韩非子》中解析防奸术的几篇权谋论说时，几乎惊愕得无以言说了——能将权术阴谋剖析得如此透彻，却又在事实上对权术阴谋一窍不通，人之神异岂能言说哉！虽然如此，蒙恬还是喜欢韩非，尽管他后来也赞同了杀韩非……韩非与李斯，是两类人。在蒙恬看来，李斯生涯中最耀眼的爆发便是《谏逐客书》，孤身而去，义无反顾地痛陈秦政错失，一举扭转了刚刚起步的秦国新政濒于毁灭的危境，可谓乾坤之功也。也是从那时开始，李斯奠定了朝野声望，尤其奠定了在入秦山东人士中的巨大声望。应该说，这是李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坚持。可是，蒙恬从李斯后来的作为中，却总是嗅出一种隐隐的异味：《谏逐客书》并非李斯之本性强毅的体现，而是绝望之时的最后一声呐喊。在帝国文明新政的创制中，李斯确实淋漓尽致地挥洒了大政之才，堪称长策伟略之大手笔。李斯领政，所有大谋长策之功皆归皇帝，所有错失之误皆归丞相府承担，极大维护了皇帝陛下神圣般的威权声望，你能说李斯没有担待？然则，蒙恬却分明地体察到，他对李斯的那种隐隐感觉，王贲也有。那是一次军事会商，蒙恬说到了李斯的主张与秦王一致，王贲的嘴唇只撇了一下而已。王贲一句话也没说，此后也从来没有在蒙恬面前说起过李斯。虽然如此，仅仅是这一撇嘴，蒙恬却明白地感受了王贲的心声。越到后来，蒙恬对李斯的这种不安的感觉便越是鲜明起来。震慑山东复辟的大政论战中，皇帝对六国贵族的怒火显而易见，李斯便立即提出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焚书令，后来又坚执主张坑杀儒生；其时，李斯对回到咸阳襄助政事而反对震慑复辟过于严苛的扶苏很是冷落；李斯明知一直沉默的蒙恬也是扶苏之见，却从未与蒙恬做过任何磋商……凡此等等，蒙恬都深觉不可思议。以他对李斯秉性才具的熟悉，李斯为政不当有如此铁血严酷之风。然则，李斯一时间如此强硬，强硬得连皇帝陛下都得在焚书令上只批下了“制曰可”三个字的宽缓决断，而不是以“诏曰行”的必行法令批下。李斯如此强硬，实在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突兀变化，蒙恬难以揣测其中缘由，又因不欲牵涉扶苏过深而不能找李斯坦诚会商，这道阴影便始终隐隐地积在了心头……不知从何时开始，蒙恬与李斯的来往越来越少了。甚或，在朝的蒙毅与李斯的来往也颇见生疏了。事实上，蒙恬从军，李斯从政，相互交织的大事又有太尉府，大政会商之实际需要也确实不多。然则，这绝非生疏的根本原因。生疏淡漠的根本，在于李斯对扶苏与蒙氏兄弟的着意回避，也在于蒙氏兄弟对这种着意回避的或多或少的蔑视。蒙恬为此很感不是滋味，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时机与李斯叙说。
在这难堪仍在继续的时日，蒙恬从蒙毅的只言片语中得知：皇帝大巡狩之前，李斯的心绪似乎很是沉重。蒙毅揣测，一定是王贲临终时对皇帝说出了自己对李斯的评判，而皇帝一定是对李斯有了些许流露。蒙恬相信蒙毅所说的李斯的郁闷沉重，但却严厉斥责了蒙毅对皇帝的揣测。蒙恬坚信：皇帝绝不会疑忌李斯，纵然有所不快，也不会流露出足以使李斯突感压力的言辞来。这不是皇帝有城府，而是皇帝有人所不及的大胸襟。果然如此，李斯郁闷沉重又能来自何方……
蒙恬没有为此花费更多的心思，纵然百般思虑，依然一团乱麻。这便是蒙恬，料人多料其善，料事多料其难，凡事举轻若重，筹划尽求稳妥第一。唯其如此，蒙恬不善防奸，又很容易将简单之事趋向繁难复杂。此刻，蒙恬的思忖便是各方兼顾：首先，是不能拉扶苏与自己共同复请，而要自己单独复请，以使皇帝对扶苏的怒气不致继续；其次，是自己的复请书又必须主要为扶苏说话，而不是为自己辩护；再次，自己复请期间，必得设法保护扶苏不出意外事端；再再次，当在此危难之际，既不能牵涉蒙毅，也不能牵涉李斯，不能与两人互通消息，更不能请两人襄助；毕竟，自己有可能触犯皇帝，也有可能触犯秦法，牵涉蒙毅李斯于国不利，于蒙毅李斯本人也不利。
霜雾弥漫的黎明时分，九原幕府的飞骑特使马队南下了。
清晨卯时，蒙恬将《复请书》副本送到了驿馆特使庭院。阎乐看罢复请书，沉吟了好一阵方沉着脸道：“蒙公欲我转呈皇帝，须得有正印文书。”蒙恬淡淡道：“上书复请，不劳足下。老夫是要特使知道，九原之行，足下要多住些许时日了。”阎乐突然惶急道：“蒙恬，你敢拘押本使么！”蒙恬冷冷道：“老夫目下无此兴致。只是足下要自家斟酌言行。”说罢大踏步径自去了。
阎乐望着蒙恬背影，一时心头怦怦大跳。阎乐此刻已经很明白，这件事已经变得难办起来，难办的要害是蒙恬。这老蒙恬久掌重兵，他不受诏你还当真无可奈何。然则，此事也有做成的可能。此种可能在于两个根本：一则是蒙恬依然相信皇帝陛下在世，此点最为要害，否则一切都将面目全非；二则是扶苏远不如蒙恬这般强硬，若扶苏与蒙恬一样强硬，只怕事态也是面目全非。有此两个根基点，大事尚可为之，阎乐还值得再往前走走。
“禀报特使，监军行辕无异常，扶苏昏睡未醒。”
正在此时，阎乐派出的随监吏回来禀报消息了。随监吏者，随同“罪臣”督导诏书实施之官吏也。秦国法政传统：举凡国君派特使下诏，特使有督导诏书当即实施之权；若是治罪诏书，则特使必得亲自监察以诏刑处置，事后将全部情形上书禀报。依此法政传统，阎乐此来为特使，自有督刑之权。然则情势有变，“罪臣”不奉诏而要复请等待重下诏书，特使便有亲自或派员跟随进入“罪臣”官署监察其形迹之权，此谓随监。蒙恬扶苏何许人也，威势赫赫甲士重重，阎乐深恐自保不能，当然不会亲自随监两家；故，只各派出两名随行文吏随监两府。如此依法正常之随监，蒙恬扶苏自然不当拒绝。清晨来向阎乐禀报者，便是随监监军行辕的一名随监吏。
吏员说，监军行辕戒备森严，两名随监吏只能一外一内；外边一人在辕门庭院，只能在两层甲士间转悠；进入内室的他，只能镶嵌在四名甲士之间守候在扶苏寝室之外；寝室之内，只有两名便装剑士与一名贴身军仆、一位老太医。吏员说，直到四更，扶苏寝室尚有隐隐哭泣之声，天将拂晓之时哭声便没了；之后老太医匆匆出来片刻，又匆匆进去了，出来时两手空空，进去时捧了一包草药；至于清晨，扶苏寝室仍无动静。
“清晨时分，蒙恬未去监军行辕？”阎乐目光闪烁着。
“没有。在下揣测：行辕动静，司马会向蒙恬及时禀报。”
“扶苏有无早膳？”
“没有。在下揣测：一日一夜，扶苏水米未沾。”
“好！你随我来。”阎乐一招手，将那个随监吏领进了特使密室。
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