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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牧和司马尚统率的代北军残部，以及在吞灭燕国后收降整编的由燕人和东夷诸族组成的军队，其构成非常复杂，但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是，这十八万军队里老秦将士并不占据绝对多数，老秦人并没有获得超然地位。
不难看出，假如按照咸阳的命令，凡抽调回京的十万将士均来自老秦本土，那么西北疆的四个军损失最大，除了义渠、空同、西羌等北虏诸族将士外，其他将士几乎都要回镇京师，这样一来，宝鼎就能把自己所控制的军队大量调往西北疆，就此牢牢控制了整个北军。
退一步说，就算宝鼎向王贲妥协了，征募边郡青壮补充军队，但边郡青壮主要来自何处？还是代北。西北疆的三个郡陇西、北地和上郡的人口很少，几乎是全民皆兵，没有青壮可以征募了，但代北三个郡通过人口迁徙，人口总量已经远远超过西北疆，如果再加上东北疆四个郡的人口，那么宝鼎完全有能力通过征募新兵和军队整编等办法，把西北疆的军队控制到他的手上。
试想王贲、李信和méng恬等西北疆统率怎么可能接受这一命令？这是宝鼎借助始皇帝和咸阳的力量剥夺他们的军队控制权，以此来削弱和打击老秦人、楚系和关东系的实力，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
宝鼎难度不知道这一计策所带来的jī烈冲突？
他当然知道，但他若想确保始皇帝和中央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始终坚持实施休养生息之策，就必须中止北伐和延缓北疆发展速度，就必须绝对控制北军，必须保证北军统率对自己言听计从，所以，他就必须削弱和打击老秦人等政治势力对北军的控制力。
始皇帝和咸阳宫当然也知道，如果不是中央没有实际控制北军，始皇帝和咸阳宫又何必妥协，做出“建设中央稳固京畿”的决策？
建设中央的重中之重是建设中央卫戍军，但大秦经过这些年的统一大战，本土军队损失较大，随着统一大业的完成，疆域扩大，镇戍任务也空前增长，本土军队更是严重不足，这才有了“守外虚内”的国防策略，试图把有限的兵力集中在北疆，以构建庞大而强悍的北疆武力来实现对外防御、对内威慑的双重目的。
然而，国内镇戍力量不足，不仅仅导致国内叛乱不止，也给地方势力赢得了发展壮大的机会，中央权威因此受到打击，咸阳更是受到威胁，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始皇帝不得不“建设中央”，大力发展中央卫戍军，但大秦本土的青壮都已经进入军队镇戍四方，关中实际上无法给中央提供兵源，扩建中央卫戍军不过是纸上谈兵。
这种情况下，宝鼎建议从北军抽调十万大军回镇京师，当然让始皇帝和中央喜出望外，所以他们即便知道这一计策会导致北军内部发生jī烈冲突，他们也会视而不见，相反，他们倒是希望看到宝鼎和王贲等人“大打出手”，这不但有利于遏制宝鼎的实力，打击老秦等政治势力，也有利于中央对北军的控制。
méng武、张唐和羌廆三位军事官长当然也清楚实施这一计策的后果，但他们位居中枢，无法阻御始皇帝和宝鼎的联手之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对策，不管是从本集团的利益出发，还是从北疆防御来说，他们都需要阻止这一计策的实施，不过“阻止”的办法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进行正面对决，完全可以用其他办法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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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和王贲不欢而散。
公子将闾左右为难，无所适从。
司马尚等代北统率向他施加压力，希望他从代北利益出发，阻止咸阳削减军队，阻止咸阳征募代北青壮补充军队。从代北的立场出发，不管是代北军队还是代北的青壮男丁，都意味着代北实力，代北人不愿意看到代北整体实力受损。王贲等老秦统率也向他施加压力，希望他即便阻止不了军队的削减，但最起码要阻止咸阳征发代北兵役，只要代北边郡的军政官长坚决反对征发代北兵役，那么军队的削减也就无从实施。
公子将闾派人请来医匠给宝鼎诊治。或许是疲劳过度、心力交瘁的原因，病来如山倒，宝鼎很快便在“冷热”夹击下躺倒了。
公子将闾始终待在宝鼎的身边，寸步不离。期间王贲和统率部的几位高级官员先后前来探望，看到宝鼎昏睡不醒，众人感叹之余，不免想到近期咸阳政局和国策的变化，可以想像一下宝鼎在其中所耗费的巨大精力。
宝鼎和北疆武力是咸阳政治格局中的“第三足”，宝鼎必须和北军将士始终保持利益上的一致，这股政治力量才能发挥作用。如今北疆武力更强了，宝鼎的权势看上去更大了，但实际上内部所蕴藏的矛盾也因此放大，并形成了冲突。
宝鼎以十万北军回镇京师赢得了咸阳在国策上的改变，始皇帝和中央从此策中受益，以贵族集团为后盾的地方势力也因此受益，但宝鼎和北疆武力却没有受益，相反，利益遭到了惊人损失，不但军队削减了，就连从中央获得的财政支持都大幅削减了。
宝鼎和北军将士在利益上的诉求发生了直接冲突，这必然影响到了宝鼎对北疆武力的控制，影响到了这股政治力量在咸阳政治格局中所发挥的作用。
难道宝鼎不知道实施此策的后果？现在咸阳的国策已经改了，“与民休养、轻赋辨”之策已经在中土急速推行，今年“上计”的结果就是中央财政急剧减少，已经影响到了中央诸多国事决策的进行。雪上加霜的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北疆战事再起，咸阳下令抽调十万北军将士回镇京师的命令被“间接违抗”，而中央财政对北疆投入的减少让北疆战事méng上了一层yīn影。
假如北军内部矛盾爆发，某些愤怒得失去理智的北军将领消极怠战，甚至故意把匈奴人放进长城，让北疆局势陷入空前危机，那后果是什么，可想而知。宝鼎可能“倒塌”，北军可能分裂，而宝鼎和北疆武力所构建的政治力量可能瞬间消亡，咸阳政局再度发生剧变，由此必然影响到一系列国策的变革和中土的统一大局。
王贲等老秦统率正是以此来胁迫宝鼎。
统一大局不能毁坏，国策不可更改，咸阳的命令也难以废弃，既然如此，那么就用其他的办法来弥补因此而造成的北疆利益的损失。
从他们的立场来说，同样不愿看到宝鼎的“倒塌”，宝鼎的“倒塌”意味着咸阳政治格局的改变，而这种改变的后果是贵族集团尤其是“分封”贵族集团所无法承受的，特别是当前局势下，地方势力没有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他们还需要宝鼎和北疆武力来牵制或者抗衡始皇帝和咸阳宫。
宝鼎和北疆武力一旦全力支持“分封”贵族集团，那么“分封”就是大势所趋，无可阻御，但宝鼎坚持的是“集权”，所谓有条件的“分封”不过是实现最终“集权”的过渡，当然，这也可能是宝鼎的“迂回”策略，不过“分封”贵族集团已经没有足够耐心等待宝鼎真实意图的暴lù，他们急不可耐了，为此，他们唯一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控制北疆武力，控制这“第三足”政治力量。
宝鼎是这“第三足”政治力量的领袖人物，这杆大旗不能倒，既然不能倒，又无法迫使宝鼎改变其政治理念，那就只好控制北疆武力，架空宝鼎，继而实现“分封”贵族集团和北疆武力的结盟合作，如此则“分封”可成。
王贲是大秦本土豪门贵族的代表人物，是老秦功臣们的“统率”人物，是“分封”贵族集团的“领袖”人物，而公子将闾也是一样，他在“分封”贵族集团中属于宗室一系，是当前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分封诸侯”最近的一个贵族集团，他对“分封”尤其的渴望和急迫。李信也是如此，相比较而言，老秦少壮派功臣虽然肯定不能从分封中获得诸侯王的地位，但一旦在“分封”中建功，那么做个侯、伯级别的诸侯国君还是绰绰有余。
军队里的“分封”贵族们的联合是一种必然，就如中央和地方上的“分封”贵族们联合对抗始皇帝和“集权”贵族们一样，大家的利益一致，目标一致，所做的谋划和实施的计策当然也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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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贲站在黑夜里，望着黑漆漆的夜空，心情也是异常沉重。
为了摧毁冯氏，重创关东系，削弱始皇帝对朝政的控制，宗室和老秦人付出了惨重代价，丞相王绾、太尉公子腾、老将军王翦、麃公，驷车庶长公子豹、少府卿王戊等一帮直接掌控朝政的德高望重的公卿大臣，不是被赶出咸阳就是外放地方，或者干脆靠边站了。
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博弈，虽然中枢调整之后，各方基本上还是像过去一样把持着中枢，但宝鼎对朝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