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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军西行辕官长、临洮侯羌廆回京，出任中将军，领蓝田大营。
武勇侯李信代替羌廆，主掌北军西行辕。
始皇帝在重用关东系大臣的同时，也没有继续打击大秦本土贵族，而是善加安抚，重新调用了一大批功勋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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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五月，这场风暴的余波才逐渐平息。
最后的嬴家是始皇帝和中央。
始皇帝虽然失去了冯氏这个股肱，但借助冯氏的“死亡”，始皇帝重创了老秦贵族，并乘机打击和清洗了晋中、河北、中原和山东四地的地方势力，加强了中央对这些地方的实际控制。
始皇帝的脸被“打”了，但帝国中央对军队和地方郡县的控制力却得到了加强。从帝国的立场来说，这场政治风暴利大于弊，不但有利打击了地方势力和豪门贵族对分封的追求，也为帝国稳定中土和巩固统一果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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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春耕顺利结束，北方的夏收即将开始，随着笼罩在咸阳城上的乌云散去，大秦政局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好消息也从各地频频传来，最好的消息无疑就是山东、两淮和江东等地的叛乱终于给武力强行镇压了下去，中土终于艰难地迈进了大一统时代的和平时期。
刚刚结束的政治风暴历时近一年时间，席卷了整个中土，大秦的统治阶层遭到了重创，无论是坚持“集权”的贵族集团还是坚持“分封”的贵族集团，都在风暴中损失惨重。
侥幸的是，历史没有重演，这场由“分封”贵族集团发起和推动的政治风暴，虽然其本意是挑起始皇帝和武烈王的厮杀，让这对兄弟手足相残，但最终这对兄弟在共同的政治理念的驱动下携手抗敌，棋高一着，在形势最为危机时刻来了个惊天大逆转，反手一击，给了贵族集团以沉重打击。
当咸阳政局渐趋稳定之刻，大秦的统治阶层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始皇帝是中土之主，而武烈王是大秦第一权贵，两人的力量都过于强大，更让人恐惧的是，两人在政治理念和治国策略上取得了一致，所以不论是坚持“集权”的贵族集团还是坚持“分封”的贵族集团，在新时代来临之刻，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不得不暂时放弃蠢蠢欲动的心思，转而搁置本集团的政治理念，老老实实地沿着既定国策，集中力量恢复国力，稳定中土。
这一刻不论是中枢大臣还是中央官员，不论是地方封王还是地方郡县官长，都不敢再叫嚣着“分封”，以免遭到始皇帝的雷霆打击，也不敢公开鼓吹“集权”，担心激怒武烈王遭到致命一击，大家都是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跟着始皇帝的步伐前进，始终遵从咸阳宫的命令。
风暴结束了，在辽东建封国的事情再也没人敢提了，而即刻发动北伐的呼声也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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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中，太傅、上将军武烈王公子宝鼎在离石要塞的北军统率部召集东西北三大行辕官长，诸军将军等北军统率进行军议。
军议的核心内容就是建设和发展北疆，确保北疆武力。
宝鼎拿出了建设和发展策略，其中第一条就是直道修筑。围绕着直道修筑，宝鼎拟制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其基本原则就是利用北疆自身的力量帮助咸阳修筑直道，比如调用军队挖山添谷以减少徭役征发，而参加直道修筑的将士一律授予军功，此策既节约了国力，又锻炼了军队，还给将士们赢得了军功，利国利民利军队，一举多得。
第二策就是大力推进以垦荒屯田为主的边疆农耕和以建设牧马苑为主的边疆畜牧，同时给予商贾更多的优惠政策以加快山泽之利的开发和利用，以此来推动边疆城镇和市榷的建设。
此策的关键是人口迁徙，边疆需要大量的人口，为此，宝鼎和北军统率们向始皇帝和中枢建议，把各地参加叛乱的罪犯及其家眷全部流放边疆，其中像胶东即墨、两淮彭城这些屡屡叛乱的地区，则干脆把城乡人口整体迁徙到边陲，而像江东等大江南部地区的叛民则迁徙到岭南，如此既能减少关东地区的叛乱，又能帮助南北两疆进行戍边和发展，也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第三策就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北疆镇戍策略。宝鼎的建议是，结盟河西大月氏，攻击云中匈奴人，以东西两翼的牵制，来帮助秦军在中路进军河南，占据贺兰山，继而把匈奴人在漠南的防线拦腰斩断，然后秦军利用河南的战略位置，向西与大月氏夹击匈奴的右方王诸军，向东则与代北大军东西对攻拿下阴山。
这一攻击策略是出塞作战，需要直道修筑的完成，更需要中央财政的支持，所以宝鼎联合北军统率上奏，恳请始皇帝和中枢马上实施休养生息之策，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恢复国力，不要再增赋加税，横征暴敛了。过度压榨中土之民，等于杀鸡取卵，是竭泽而渔的短视行为，最终会伤害到帝国，更影响到中土的稳定和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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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章送到咸阳，始皇帝和中枢大臣们意识到武烈王又要干涉朝政了，他这是以武力为后盾，胁迫中央调整国策，把以稳定为基础的发展战略，调整为他所始终坚持的以“与民休养”为基础的致力于稳定中土的战略。
以右丞相隗状、驷车庶长公子豹、治粟内史甘罗和少府卿赵高为首的中枢大臣借助武烈王公子宝鼎的这份奏章，马上举起了“休养生息”这面“大旗”，坚决主张“稳定”战略，要求实施“轻赋辨”之策，并有限度地重开市榷，鼓励私人营商。
始皇帝和以左丞相李斯为首的中枢大臣则坚决要求维持既定战略，维持既定的赋税和徭役政策，进一步遏制工商业，集财赋于中央。
“休养生息”之策对稳定帝国的好处不言而喻，但此策一旦实施，名义上是“让利于民”，“官不与民争利”，“先民富，然后则国强”，但实际上受益最大的是贵族集团和地方郡县，这将导致中央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
民富了，普通国民吃饱穿暖了，家里有余粮了，而地方富豪也是重新崛起，那么很显然，地方势力就大了，尤其那些富裕郡县，因为地方上有钱有粮了，实力强了，其**必然膨胀，必然导致其对抗中央。
前两年中央为稳定新占领地区，掠夺地方财富，把关东六国的大约十万户富豪全部迁徙到大秦本土，这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小工商业者。此策实施后，受到直接打击的就是中土工商业，可以说，此策把中土工商业打得一蹶不振，咸阳很轻松地就完成了“重农抑商”的政治目的。
中土几百年来各诸侯国都大力发展工商业，以工商业来增加赋税收入和收购稀缺资源，如今中土统一了，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说，当然需要“重农抑商”，但帝国在统一之初不是“重农抑商”，而是直接摧毁了私营工商业，试图以官营来垄断中土工商业，这直接侵害了贵族集团的利益，当然会遭到激烈抵制。
从中央集权的立场出发，军、政、财等权力都要集中，但如此一来，地方利益如何保证？贵族们的利益如何保证？普通国民的生存如何保证？所以必然发生尖锐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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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6章 为何恐惧？
加建封国的事暂时不敢提了，北伐之议也暂时搁置，那么朝廷理所当然要休养生息，要恢复国力，只是国策应该怎么走，是集中财赋于中央，继续增赋加税，以加强王国之利，还是让利于民，轻赋辨，让中土之民安居乐业？
这两种不同的国策走向涉及到“集权”和“分封”之争，中央和地方之争，中央若想阻止“分封”就必须遏制地方势力的发展唯一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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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尖锐矛盾下，虽然中土之民至今还背负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负担，并没有享受到中土统一给他们带来的任何好处，尤其是山东、两淮和江东等地，此起彼伏的叛乱和国民不堪重负有直接关系，但中央以北部疆域面临匈奴人入侵重压，南北战争中开战在即，中央财政无力支撑为借口，坚持增赋加税的财政集中政策，确保中央可以长期有效地遏制地方势力，继而以此来阻止“分封”扩大化，把帝国迅速推向中央集权的轨道。
咸阳为国策走向问题，从五月下一直争执到七月初，持两种治国理念的贵族集团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始皇帝和李斯等坚持“集权”的贵族在廷议上自始至终处于被动，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当前这种政局下，来自关东系的蒙氏等军功豪门和关东博士集团也站在了大秦本土贵族的立场上，也认为大秦应该休养生息，应该轻赋辨，利用目下国内外形势渐趋稳定的有利条件，全力以赴恢复国力。
随着时间的延续，地方封王、郡县官长和镇戍统率也逐渐加入到这场国策走向的争论中。无疑，地方官员当然要从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