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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人们离开食堂之前，我将女病人送回房间里，然后，进入了原本被病人们锁死的房间。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会离开自己的房间，我也不清楚，他们多长时间才会离开房间一次，放在正常的精神病院，会有医生护士照顾他们，让他们不至于就这么不吃不喝，困死在自己的房间里。但是，这个半岛精神病院本就不正常，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有会有人来这里帮助他们。
我所得到的情报是，研讨会故意让七个例诊病人分别住在七个不同的环境中，并随即搭配其它没什么特殊身份的普通病人，当然，所有人都服用过了新药。这样的做法，简直就像是让例诊病人成为其居住区中最特殊，可以视为“头儿”的那一个。他们期望，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察到一些重要的情况，或收集到一些重要的数据。
其实我个人是不明白，他们到底要什么，这么做又是否真的有意义和效果。但很明显，我对研讨会的影响力，并不比研讨会对我们这些病人的影响力更大。
但正因为我已经在表面上，成为这里最特殊的一个，所以，我觉得自己对这里的病人负有某种责任。这是一种十分朦胧的责任感。我不希望，会有病人因为被放任自流，而无法照顾自己，就这么平白死去。具体来说，我已经有一种预感。觉得病人们不可能全都活下来，而研讨会正在进行的实验，对病人们的伤害也一定是很大的，然而，我希望自己所在的病栋中，尽可能有更多人活下来。
是的。我无法拯救全世界，但是，我至少希望着，自己可以拯救自己所爱的人再将这个范围扩大一些，我希望当自己立足于某个地方。就能保护住这个地方的人们。
所以，哪怕仅仅只是一群被列为实验体的精神病人，哪怕我知道，自己能做的事情其实不多，但也不想因为这样的原因就彻底冷眼旁观。正如对待那个女病人，哪怕只是照顾她的日常，也能让我平静下来。
我在帮助她的同时，也觉得是在帮助自己。
从这个女病人为起点。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帮助更多的病人。
我搜查他们的房间，统计他们的人数。确定他们日常活动和精神状态。我不知道有没有隐藏摄像头，监视着这个病栋中，包括我在内的每个人的行为，但即便存在这样的监视，我察觉自己其实也并不在乎。我可以假设，监视者不会真的放任病人不理。任由其自生自灭，但是。我同样不能肯定，他们一定不会这么做。所以。我从最坏的可能出发，去尝试了解并整合病栋中的每一个病人，尝试让他们保持一个良好的作息。
阮黎医生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整理初步调查的资料。我画出病院的结构图，以及已经探索出来的精神病院内部，以及半岛整体情况的地图，并将我所知道的情报重点，全都写在纸条上。之后，按照一定的顺序，将之一一钉在墙壁上。这些纸笔和图钉等等工具，都是在其他病人的房间里收集来的。我起初以为，病栋里所有病人的居住环境，都和我这里一样，但实际上，区别还是极大的。甚至有一些病人的房间里，拥有电视机和洗衣机这样的大型生活电器，也通着电。不过，经过一番搜索，我终于确认了，这里的病人的意识活跃程度都极为低下，他们的反应迟钝，仿佛现代人的知慧已经从他们的*中消失，剩下的，只是一种机械化且麻木的活动性而已。
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他们的意识其实并不在自己的身体里，身体的活动，其实只是一种本能和惯性
，就像是在梦游。很多人在面对这样的病人时，都会感到气馁，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毫无意义。因为，无论自己怎么做，都不会得到对方的善意反馈，甚至连恶意都不存在。
不过，对我来说，他们如何反应，都不妨碍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十分清楚，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并不仅仅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自己，因此，如果他们觉得这是善行而感激，自然最好，而哪怕他们没有任何意识，仅仅是被动接受这一切，我也不会有任何反感和厌恶。
我并不奢望从他们身上得到回报。因为，当我依循自己的心意去做事情时，就已经得到了平静。
女病人就这样坐在床上，不知道在想什么，呆愣地看着天板。我一边审视墙上的情报，于心中分析整理，一边接听电话。
“是吗？做了这样的噩梦。”阮黎医生听了我对噩梦的描述，陷入片刻的沉默，她似乎在思考，为什么噩梦会是这个样子。对我来说，这个噩梦充满了疑点，而我也不相信，阮黎医生真的可以用她的认知，去解释我所疑惑的一切。
“这是成功，还是失败呢？”我问道。因为，新药其实是针对白色克劳迪娅对人类意识的影响所研制的，阮黎医生等人期望，可以通过主动陷入幻觉的方式，进行精神上的自我调节和协助调节。研讨会属于心理学方面，他们也只会通过人类意识方面，去看待正在发生的末日进程。其实，这个出发点，已经和病院现实中安德医生主导的“人类补完计划”十分相似——通过一种更为直接的，精神方面的塑造和深化，去影响物质化的*，在这个过程中。对精神的改造是更具有主动性，而身体方面的变化，则是更加自然地契合精神变化。在“人类补完计划”中，首先会出现一个精神上的“完人”，之后这个“完人”的身体。会逐渐和他的精神契合，最终成为真正的“完人”。
研讨会正在做的事情，也同样是从精神方面出发，通过药物影响病人的精神，进而抗拒白色克劳迪娅对人类精神方面的影响，甚至于。将这种影响引导向“有益”的一面。最明显和“人类补完计划”有差别的地方，仅仅在于，研讨会全力攻关“药物对精神方面的影响”，而没有涉及任何与病人身体有关的实验。
毫无疑问，这样的攻关方向。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没有认知到“身体”的重要性，而只是因为，必须将有限的资源，在短时间内侧重于某个方面，以取得一个阶段性成果，但却是和阮黎医生最希望的研究方向有冲突的。她来到这里，参与研究。是为了我这个具体的病人病情，而在我的观察中，她的研究方向。其实比较倾向于通过对*施加药物的影响，进而干涉我的精神状态。
虽然手段上，都是要制造一个让人产生幻觉的药物，从最初的角度来说，也的确是通过*影响精神，但是。在程度上却不一样。大概是神秘组织干涉的缘故，研讨会的做法。有一点偏向于抛开*，单独研究精神。在我可以察觉到的苗头中，有一些神秘化的倾向，但这确实是不被阮黎医生认可的做法。
如果是阮黎医生的话，应该是尽可能弄明白，新药对病人身体的影响，而不去优先考虑精神方面的变化。精神方面的变化，仅仅是某种指标性，指导性的变化，虽然在收集精神状态变化的数据，但这些数据是为了确认*变化才收集的。
在阮黎医生的理论中，精神状态的数据变化是身体状态数据研究的辅助，在整个研究中，也不应该当作主体。仅仅是因为做着心理学的研究，因为对象是精神病人，就将病人的心理和精神视为主体，其实已经走上了歧路。她认为，基本上，所有精神病人的病态，都可以归于*的病态，只要可以完成对*的病态治疗，就能更好地治愈其心理。当然，有许多事例已经证明，哪怕是身体正常健康的人，其精神病态和心理阴影也会十分严重，但是，阮黎医生认为，自己之所以在学界取得如今的地位，正是因为，她一直在专攻和坚持自己的道路，所以，从来不会因为有这些事例，就怀疑自己的治疗方式和研究理论——她就是这样，拿自己的例子教育我，要求我具备自己的看法和坚持。
因此，对于我的噩梦，阮黎医生的看法也一定和研讨会的大多数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其它服用新药病人也向她倾述过噩梦的事情，但理论上，七名例诊病人都会被要求开口。另一方面，参与这次研讨会活动的三井冢夫等人，也需要和例诊病人们交谈，以获得足够的数据来完成他们的论文，参与最后的考核评审。
因此，我觉得，所有和例诊病人接触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得知噩梦的情况。但也觉得，像阮黎医生这样，可以从病人身上得到完整详尽描述的专家不会太多。
我一直都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