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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新闻界煞费苦心地辩解说，政府是自愿作出这一决定的，并没有任何来自盟国方面的压力，而且除非遭到攻击，土耳其仍将不参战。确实，土耳其政府整整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来下令德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清理他们的业务，而且经过美、英政府的一再要求，才使得土耳其在1945年1月6日与日本断绝外交和商务关系。在此时期，苏联红军巩固了它在巴尔干半岛东部各个国家的阵脚，且在1944年12月，共产党又试图在希腊夺取政权，这就促使土耳其新闻界更加极力主张要忠于同英国的联盟和美国的友谊。著名的新闻记者侯赛因·贾希特·亚尔钦写道：
土耳其认为，如果它摒弃英国的友谊和支持，它就将丧失它的独立；但是同样，如果英国中断了它同土耳其的紧密友好关系，它就将失去其在中东的地位。……土耳其在1941…1942年曾坚如磐石般地在纳粹的波涛中砥柱中流，从而拯救了叙利亚、埃及和伊拉克。今天，土耳其准备一如既往，以同样坚强不屈的精神来抵抗目前威胁地中海地区的“托洛茨基”运动。面临这种危险，英国和土耳其必须同生死、共存亡。
亚尔钦曾在以前但错误地宣称盟国已决定土耳其应参加和平会议；但是，1945年2月20日，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向土耳其外长转达了“三巨头”最近在雅尔塔作出的决定，只有那些在3月1日以前对轴心国宣过战的国家将被邀请参加即将召开的旧金山会议，讨论未来的世界性组织。一直要休会到3月5日的土耳其议会，为此于2月23日召开了特别会议，会上一致同意政府对轴心国宣战的决议。
第六节 战时土耳其政策的得失分析
土耳其实际上一直到战争结束都在不断抵制着要它参战的压力，就象一小块坚硬的物质抵制着周围使它分解和被吸收的一系列活动力量一样。它的这样坚定不屈之所以获得成功是由于这一事实，即虽然轴心国和英美集团都欢迎土耳其加入自己的一方参战，但是想得到它的帮助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当各交战国所有的资源都被完全用到更重要的战线上去的时候，这种代价无论是哪一方都是无法付出的；土耳其政府非常精明，每当它被轴心国或盟国压得透不过气时，它就不时作出一些权宜性的让步。不论从整个地中海到土耳其自己的国界这个范围来说，土耳其政府都逐步压缩了他们在1939年10月三国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在这方面他们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英勇豪迈的气概；然而这样做至少是现实的。1941年4月，土耳其未能按照巴尔干协约国公约兑现他们的保证，在希腊遭到保加利亚的侵袭时，要给它援助；不过在那个多灾多难的春天里，土耳其对加强巴尔干协约，使之成为抵挡德国的一个有效壁垒这一前景所作的判断则比英国政府更为冷静，它不顾一切地竭力制造某种障碍，俾能遏止预料中的德军进入中东，而无需要有足够的英国军队来使中了催眠术的巴尔干各中立国放心。希腊陷落后，英国政府就不得不两害取其轻而接受土耳其继续保持其中立及同德国的友好条约。但是，土耳其人并无意再对德国人作出任何超过不可避免的最低让步。一旦德国对苏联的入侵给了土耳其以暂时喘息的机会，它就开始向两个大国集团都争取达成有利的交易。它以提供（或答应提供）战略原料和给予（或答应给予）政治上的优待来换取二大集团的军火和其他重、轻工业制品。分析一下，实际上可以肯定，在土耳其以外，英国正是这一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因为在英、美和轴心国之间，土耳其政府一贯是偏爱前者（在当时有利于土耳其的范围内），但是，英…苏联盟使得这个相对来说很简单的推断复杂化了，因为在签订纳粹…苏联互不侵犯条约的二十二个月时间里，毋庸置疑，苏联的政策唤醒了土耳其对苏联传统的、然而是潜在着的疑虑。自1941年以来，冯·巴本就一直充分利用了这种怀疑的心理；而且，由于德国相信苏联的溃败实际上已成定局，所以为了在土耳其建立起亲德反苏的感情，它谋求唤起土耳其政治和军事统治者们对“解放”在苏联二千万操土耳其语的穆斯林的兴趣。而且，正如这种迹象的趋势所表明的那样，如果苏方的代理人——不论是哪一级的，——真正牵涉到1942年2月企图炸死冯·巴本的流产事件中去的话，那么，土耳其政府就又多一条理由，宁可纵容德国外交官的各种活动，也比似乎是苏联大使馆常客所策动的使他们卷入到战火中的企图为好。但是，在这整个危急的一年里，土耳其避免了对德国作出任何明确的保证，而且直到阿拉曼和斯大林格勒的局势转变时为止，土耳其的这种小心谨慎政策始终给受到巨大压力的美国人和俄国人带来好处。
不过，如今土耳其这一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中立政策开始暴露出来了：因为当丘吉尔在获得美国的物力援助下，肃清了在中东的轴心国军队后，他计划把这一战区用作进攻巴尔干半岛的基地，因此，曾经在外交上把冯·巴本蒙混过去从而在危急的岁月里掩护了英国北侧的土耳其，如今却开始在牺牲英国的情况下重施这种蒙混伎俩。似乎丘吉尔在顺利度过其“开始的结束”后所表现出的高兴情绪，说明他在阿达纳会议上把土耳其的热诚的友谊过分地认为是想当然的事，但并没充分考虑到土耳其谨小慎微的政治特性以及它不愿在基马尔革命的物质成就上冒风险的心理。土耳其决心想重建一个独立的巴尔干集团作为遏制苏联扩张主义的壁垒。但又不准备冒任何由于将德国从这一地区驱逐出去而引起的风险，在这一点上，土耳其政府可以说是优柔寡断。但另一方面也应该说，由于没有美国的援助而错误发动的多德卡尼斯行动计划的失败，给了土耳其人以绝好的理由观望不前，而同时他们在开罗会议上的固执态度以及后来提出的关于保护其国内薄弱地区的一系列奢求，也获得了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的公开鼓励。假若盟国在多德卡尼斯岛的坚定立场得以确保，那么，当土耳其人看到了盟国准备利用这一有利地位进一步采取行动的势头后，它原会给盟军以相应的援助和支持的；可是事实上，盟军在它家门口的挫折以及盟国在莫斯科和德黑兰会议上的诡秘行径，进一步加深了土耳其这一病态性的忧虑：即到头来它会成为盟国团结祭坛上（事实上这种团结并不存在）的殉葬品。接着发生了几桩大事：盟国要用封锁来终止土耳其对德国的铬矿出口；对轴心国在海峡内船只问题发生争执；土耳其卑鄙地试图讨好苏联但遭到它傲慢的拒绝；盟国重新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迫使它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和商务关系；土耳其最后一分钟（和埃及一起）爬上联合国乐队车——所有这些都是在前者巧妙地搪塞过冯·巴本后出现的不体面的低潮。如果不是由于苏联对控制海峡提出的毫不让步的要求而引起西方必然的反应的话，土耳其政府在这一阶段的政策可能使它无法对英美战后的援助提出任何要求。土耳其在1944年间一再勉强作出的让步，对战争的贡献是相对地这样微小，可以说明英国政府坚持迫使土耳其作出这些让步是由于英国对他们的巴尔干计划的破产感到懊恼的缘故。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可能预感到战后苏联的野心是想向东地中海方面扩张，因此一心想进行活动，使土耳其能在联合国内取得一席尽可能体面的地位，以便使英国有正当的理由来奉行它支持土耳其控制海峡主权的传统政策，并作出一些经国际同意可能被认为有必要的修改。假使这样的话，结论似乎是，虽然处于地球上的战略要点使象土耳其这样的二等国家要享受到真正中立是困难的，但这还是保证了它不致处于孤立，而这种孤立可能是推行一种极端利己的政策所致。土耳其象一个笨拙的女继承人，不管她于出什么错误行动，只要她在战略上能使人感到兴趣，她将永远是合适的同盟者。
最后，是否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