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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是按不同阶层来进行的。在基础方面，要求进口商手头都要保持一定量的物资储存。1939年4月，要求人民对急需食品保持“铁一般似的”坚实库存以维持两个月的需要。政府宣布，一旦发生非常事件，在实行定量配给制之前，暂停两个月出售这类货物。又公布了一个拟定的配给数量表，同时劝导人民设法贮存其他包括肥皂、蜡烛、燃料和衣着等的必需品。由于公众的购买，零售商和批发商就可补进存货，这转过来促使进口商为了保证他们应有的储备不得不安排进一步的定货。正是通过这些方法，货物的贮存遍及了全国。
（四）政治措施
瑞士为了保卫自由所作的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努力，是那些为了加强国内防线，以抵御外来思想和活动而进行的工作。瑞士的两个最强大的邻国——德国和意大利在独裁者的操纵下所标榜的思想意识和瑞士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但不管怎样，瑞士人民对危险的来源所在是毫无疑义的。尽管提契诺地方发生了纠纷，而意大利又存在领土收复主义，但瑞士人民对墨索里尼的战争叫嚣并不十分在意。加之，他们也意识到在意大利和德国之间保持一个缓冲国是符合意大利的利益的。虽然瑞士人民亦考虑到墨索里尼的观点可能不适于瑞士，但他们很高兴地看到在意大利恢复了正常秩序，遏制了共产主义。对大部分瑞士人来说，共产主义甚至比法西斯主义更令人憎恶。他们对于墨索里尼应有的常识做了过高的估计，以致他们没有预见到他竟会利令智昏地不顾保持欧洲力量均势的一切古老的准则而采取了一种势必使他的国家沦为德国附庸的政策。
瑞士人对待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大多数人对墨索里尼是宽容的；对于希特勒则又恨又怕。大多数团体由于宗教、政治和文化上的理由对纳粹德国是抱有反感的。即使与德国人民享有一份共同文化遗产的操德语的瑞士人也对希特勒的背叛德国理想极为不满。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在1937年11月发往德国的一份叙述瑞士社会舆论不友好态度的备忘录中写道：“大部分的瑞士人反对我们的对外政策和德国国内的事态发展。”他还说反德情绪在边境地区尤为显著，有时且引起激烈的反德示威。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同，他丝毫也不想迁就瑞士人。相反，纳粹恣意抨击瑞士的组织机构，并试图通过宣传和怂恿在瑞士的颠覆活动来破坏瑞士人的民主政体。
1938年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加深了瑞士人民在1937年时对纳粹德国的恐惧和厌恶之感。慕尼黑危机期间，德国驻伯尔尼公使指控说，德国侨民受到侮辱，德国商人遭到瑞士居民的抵制。1938年12月1日在和瑞士外交部长莫塔的一次长时间会见中，德国公使再一次抗议瑞士的反德舆论和宣传，并强调如果瑞士政府不能约束新闻界，势将危及德国…瑞士关系。同时，德国报刊也加紧了反瑞士的宣传。德国报纸声称，瑞士报刊对纳粹德国的批评，及瑞士藏匿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反对国家社会主义政权者是违背瑞士政府公布的中立政策的。特别是在1939年1月的《国家社会主义月刊》上博克霍夫写的一篇论文，把瑞士的中立概念引伸到超过了政府的言行范畴而包括个人和团体的态度在内，这就使得瑞士政府担心，如果不承认这个扩大的中立概念（人民中立），那么，德国可能认为他们有权无视其所做过的在一切情况下都将尊重瑞士中立的诺言。1939年1月，当瑞士驻柏林公使向德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时，魏茨泽克说，希特勒的声明，即德国打算尊重瑞士的中立是一条公认的准则；但是，他又说这不是德国单方面的义务，它的先决条件是瑞士必须保持真正的中立作为报答。魏茨泽克再一次提请瑞士公使注意约束新闻报道对维持良好关系的必要性。虽然莫塔拒绝了柏林提出的订立一个势必限制瑞士报纸言论自由的新闻协定的建议，但他认为，应当采取步骤来制止敌视德国的言论。尽管当局实行了若干限制，德国还是继续进行攻击，瑞士政府不得不在夏季再一次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
反颠覆活动的问题有着双重性质。对瑞士自由及民主制度的威胁既是来自瑞士的德国国社党组织，也来自受了纳粹思想影响的本国团体。甚至在希特勒掌权以前，德国国社党就已开始在瑞士活动。1933年后，他们的活动就成了瑞士政府和人民日益不安的根源，而第五纵队在奥地利和苏台德所起的作用，则使这种不安更加剧了。瑞士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附属于它的多种组织如运动团体、学生团体、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少女队及其他等等都直接受德国国内的国社党控制，它们对所有侨居瑞士的德国人施加强大压力，迫使他们参加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团体。显而易见，这些纳粹组织的目的是有损于瑞士宪法规定的民主，即使不是真的有损于瑞士的独立。不管希特勒怎样矢口否认，许多人依然担心他的目标是要把瑞士并入他的“大德意志帝国”。联邦议会虽曾建议取缔在瑞士的国社党组织，但瑞士当局却不能采取这一步骤，因为这很明显地会被德国政府视作一种不友好的行动。况且德国人基本上已是谨慎小心，不使他们的宣传和其他活动越出瑞士法律许可的范围的。
瑞士政府唯一可行的就是加强治安法令，密切注视着任何不法的活动。1935年6月颁布了一项保卫国内安全的综合措施。为了确保更有效地对付颠覆性的宣传，于1938年5月27日通过一条法令。为了镇压破坏联邦独立的阴谋活动，1936年10月8日的法令授权政府采取行动来取缔领土收复主义者。这些新的比较严厉的法令使政府得以建立一支联邦政治警察特种部队，行使搜查权，并检查、没收流入国内的颠覆性刊物和取缔从事危险性宣传的报纸。对新闻的控制也是为了防止发表那些可能危及瑞士外交关系的抨击外国列强的文章。德国团体，尤其是学生团体的个别成员被驱逐出境，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停止换发其居住许可证。联邦、州和区的警察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由于他们活动的成果，关于国内国外的国家社会主义组织的情况都积累了大量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及奥地利和苏台德的前车之鉴，1938年12月5日又通过了一条法令，以镇压违反公共秩序的行动和捍卫民主。反对这些措施的不只是那些害怕受到制裁的极端分子，其他的一些人亦唯恐如果接受这些措施，那么，瑞士本身就是采取极权主义，而极权主义将有害于他们旨在捍卫的自由。
1938…1939年，国内主要的国家社会主义组织是民族阵线、瑞士极权主义民主联盟和忠诚誓愿同志联盟，他们的领导人分别是托布勒博士、厄恩斯特·莱奥纳特脱少校和赞德博士。瑞士拉丁语区也有自己的团体，主要是民族联盟。虽然这些组织没有一个拥有大批会员，但他们和德国同伙联合起来，其可能捣蛋的潜力是很大的。尽管1935年9月26日的法令禁止外国政治团体同瑞士各政党或者同除由他们本国人组成者外的一切组织发生关系，但在国内与德国组织之间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38年秋进行了一次初步调查，结果取得了充分证据足以使联邦检察官在1939年夏天对忠诚誓愿同志联盟和其他两个国内的国家社会主义团体的领导和成员提出起诉。被告被指控为德国政府和国社党收集包括外国公使馆和领事馆成员在内的有关人士的情报及德国关心的政治和军事情况。许多被告经查明有罪，被判处监禁和褫夺公民权。
第二节 大战爆发到法国沦陷（1939…1940年）
虽然1939年8月21日公布的苏德条约已发出了危险的信号，但许多瑞士人始终抱着战争可能避免的希望。莫塔在8月30日表示他相信战争不会发生。和他一样，许多瑞士人仍旧希望在德国，比较理智的人将战胜极端主义者，墨索里尼可能再一次成功地说服希特勒接受调停。
尽管如此，政府在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终于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来贯彻早已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