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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即在宣判后三天，萨斯拉夫斯基在《真理报》发表了另一篇文章，题为“安卡拉审判的滑稽剧”。他说苏联公众舆论对两个“完全无辜”的苏联公民受到“这种荒谬的错误判决”，“感到异常愤慨”，因为对他们定罪是凭两个同他们一起被控告的土耳其人——两只“品种最贱的囮鸽”的诬告。据宣布苏联大使已奉召回莫斯科商议，他是在6月27日在大使馆陆军武官助理和三名低级官员陪同下回莫斯科的。尽管由于审判而关系紧张，但是土耳其政府还是继续严守中立，英美大使（美国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在1941年底以前一直是驻莫斯科大使）也尽了很大努力促使土苏和解。7月1日，杰瓦特·阿奇卡林，土耳其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被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同一天，伊诺努总统的一个私人朋友被任命为驻柏林大使。7月8日，土耳其总理突然逝世，萨拉若卢随即就任总理，并于8月13日将外交部职务移交给梅内门吉奥卢。8月26日和27日，冯·巴本同新总理和新外长进行了土耳其政府更动后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他报告说，他们向他保证，“作为土耳其人，他们迫切希望看到俄国被摧毁”。他还极力主张德国对于苏联的二千多万讲土耳其语的穆斯林，不仅应把他们置于德国行政和警察的管理之下，而且应该让他们有名副其实的自治政府；但是与此同时，总理重申土耳其保持绝对中立是必要的，一方面由于害怕给俄国人找到借口来消灭他们那里的土耳其族人，（他说）俄国人最近将波斯阿塞拜疆表示亲土的人民杀害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致危及土耳其的地位，因为俄国的失败已在眼前，它将会导致英国求和。
可是到了9月份，战争的进程迫使那些曾预言斯大林格勒将陷落而德国将占领整个高加索的土耳其作者不得不改变调子。到了9月22日，甚至给亲德报纸《共和国报》写每日战争评论而且认为德国最高统帅一贯正确的那位退役的将军许斯尼·埃米尔·埃尔基莱特也不得不注意到德国人的前途非常暗淡，除非他们能在入冬之前击破俄国人的抵抗；美国的参战已使同盟国的战争潜力改观，轴心国除了从东线的泥坑中拔足出来外，别无他法。但是土耳其报纸在10月份获悉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乔治·伦纳在《柯里尔》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地理政治学文章，他在文章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条约拒不给俄国一条通向地中海的出路表示遗憾，并且建议，作为将卡累利阿归还芬兰的交换条件，苏联应得到黑海迄至海峡为止的欧洲整个沿海地区。所有土耳其报纸当然非常愤怒，尽管美国大使馆发表声明，说明在美国有出版自由，并说伦纳的观点并不反映国务院的观点，但反俄报纸则声称它们怀疑俄国的盟国已同意俄国的战略边界要求。当所有土耳其报纸都责备英国外交大臣12月2日断言战后和平有赖于大国继续合作的言论时，土耳其的态度也就再次表明了。艾登曾否认有大国独裁的任何打算，还说：
其他国家，大国也好，小国也好，只要它们愿意尽其力量，我相信它们会获得经过如此之久的斗争和牺牲所争取的独立的。诚然，如果我们要在欧洲创建一个自由的国际社会，就应该恢复其他这些国家的独立，这是必要的。
然而，后来担任外交部长的内克梅丁·萨达克写道，过去除德国以外，还有其他侵略国家，而今怎能保证它们不再从事侵略呢？倘若帝国主义政府“在英国或俄国”掌权，有什么共同利益会使美、英、俄在战后结合在一起呢？它们的同盟已出现分裂，而且谁也不知道俄国的意向如何。一个月后，亚尔钦在答复《意大利人民报》的一篇文章时，又提到这个问题。那篇文章断言苏联战胜德国后，首先遭殃的将是英美两国。他宣称他相信俄国已经放弃以前的世界革命计划；但是如果它又起野心，那么全世界会联合起来，象反对轴心国那样对付它。英美抵制纳粹统治作了如此的牺牲，不是为了今天协助建立“布尔什维克”霸权，“倘若认为英美没有考虑到这种危险，那未免太天真了”。
几周来，据报道，英美驻土大使正在努力促使土苏和解。苏联大使是在对两个俄国人被控谋害冯·巴本而被判刑之后在6月份被召回莫斯科的，1942年11月初对这两人批转复审后他返回安卡拉。1943年2月6日，他为土耳其总理和两位盟国大使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正式宴会。在此期间，丘吉尔将他同土耳其领导人（1月30至31日）在阿达纳的会谈情况告诉了斯大林，但斯大林于2月6日指出他得到的情况并不全面，并补充说：
我不清楚，在目前情况下，土耳其是如何考虑把它对苏联和英国的条约义务同它对德国的条约义务结合起来的。不过，如果土耳其愿意使它同苏联的关系更加友好和密切一些的话，就让它这样说吧。如果是这样，苏联将愿意同土耳其妥协。
后来，斯大林通知丘吉尔：
2月13日，土耳其外交部长告诉苏联驻安卡拉大使，土耳其政府愿就改善苏土关系与苏联政府开始谈判。苏联政府通过它驻安卡拉大使答复说，它欢迎土耳其政府的这种愿望，并表示愿意开始进行这种谈判。
土耳其驻苏联大使休假数周后于20日返任；但在25日，土耳其特别法庭对两个被控谋害冯·巴本的俄国人维持原判；同时苏联政府与波兰流亡政府对波兰东部边境问题发生了公开争执，土耳其政论家对苏联的战后态度又产生了恐惧。当美苏间发生分歧的迹象（斯坦德利事件和亨利·华莱士的一些言语）以及《泰晤士报》社论中关于俄国战后战略边界可能置于奥得河的意见使亚尔钦烦恼不安的时候，他的同行，土耳其报界的一位宿将艾哈迈德·埃明·亚尔曼着重指出俄国对外政策的明显改变。苏联在二十年前，曾支持土耳其和波斯争取完全独立的斗争，而今则是自私自利，对邻国领土垂涎三尺。英国保守党的喉舌《泰晤士报》，过去曾“怂恿”德国侵占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今竟又建议俄国在东欧建立一种封建统治，这是值得注意的。亚尔曼接着又指责丘吉尔在3月21日的广播中谈论的欧洲会议的设想。他抱怨说，这是要在未来的欧洲排斥美国和摒弃《大西洋宪章》的理想，而代之以同俄国合谋，建立一个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体制。展望德国失败的后果而忐忑不安的土耳其政论家，如今鼓吹战后所有巴尔干国家完全独立，并在一项新的巴尔干半岛协约的基础上结成同盟，新的协约除了战前协约的成员国外，将包括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根据有些人的意见，还将包括匈牙利。他们的论点是，这些国家独木难支，但结成同盟，就可以抵御任何外来的侵略或分割，不管它来自苏联、德国或意大利，而维护它们的独立。丘吉尔渴望说服土耳其或者直接参战，或者让同盟国使用英国曾为土耳其开辟的机场：他希望这样就可使同盟国很快地控制爱琴海和黑海，并开辟一条直接通往俄国的供应线。可是，美国军事顾问们反对在东地中海承担新的义务；土耳其人对丘吉尔的暗示没有反应，因为他们对德国空军1941年的毁灭贝尔格莱德心有余悸，唯恐重演于伊斯坦布尔、安纳托利亚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