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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行地方自治和管理自己的事务。这种意向并不想改变苏丹同埃及或英国的法律和立宪的关系，其意仅在建立存在于所有文明国家中的某种形式的机构。
《金字塔报》（9月10日）一篇社论抱怨说，苏丹既不是埃及的一部分，也不是英国的一部分，这种说法仅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事实上埃及的权力名存实亡，而英国的权力则在设置咨询委员会等这些事务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当人们要求纳哈斯澄清情况时，他承认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而最近对这一问题的议论，特别是不负责任的人们的议论，使之更为复杂化。然而，他指出，条约并没有允许苏丹自治，仅仅提到苏丹人的福利而已。12月，纳哈斯被免职（见下文）后，一个在开罗经营《苏丹报》的苏丹大商人阿里·比赖尔，自己提出作为开罗一个选区的候选人，参加即将到来的埃及大选；一家报纸对政府允许他享有候选资格表示高兴，同时又提出质问，埃及人是否被允许代表自己的国家参加苏丹咨询委员会。可能是由于这种考虑，苏丹咨询委员会中的六个委员立即就苏丹人的国籍问题向苏丹政府提出质问，法律秘书答复说，当局正在考虑对这个问题颁布条例，全埃及所有报纸都报道了这一答复。《穆克特姆报》在12月18日报道了一些谣传，说有人正在试图使苏丹脱离埃及，接着《宪政报》在20日声明，埃及内阁已经就维护国家主权问题根据固有的权力以及条约规定作出了决定。几天后，“由于考虑到影响尼罗河国家团结的更重要的政见，经与负责的权威人士商榷之后”，阿里·比赖尔收回了他的候选资格。伴随着这件事而来的是12月23日的大规模学生抗英示威，这促使新首相艾哈迈德·马希尔不得不发表声明，说有人正在花费相当可观的钱（可能指的是反对党华夫脱党）进行广泛宣传来煽动混乱，还说他已亲自警告过大学生，如果他们听从煽动者的话，他们将受到惩戒处罚。参议院对1945年2月新议会开幕时国王所作演说作了答复，宣称他们一致同意必须使埃及和苏丹这两个尼罗河流域不可分割的部分获得完全独立。
与此同时，纳哈斯已于1944年9月罢免了公安总监，因为后者根据国王法鲁克的命令拆除了开罗街头写着“国王万岁”和“纳哈斯帕夏万岁”的标语牌。据说国王决心要搞掉这个不听命令的首相，可是有人劝他等到在亚历山大举行的阿拉伯国家联盟预备会议结束后才动手；纳哈斯自1943年春天以来，一直忙于从事预备会议的谈判工作，而且当时正在主持这个会议。次日，10月8日，据说国王获悉纳哈斯打算辞职，并到农村去发动一项猛烈攻击英国人和国王的计划。在纳哈斯采取这一行动前几小时，国王向纳哈斯发出了免职书，措辞非常谨慎小心：
我切望我的国家能由一个为祖国效劳，在形式上和精神上都执行宪法法律，使全体埃及人民享有同等权利与义务，同时使群众丰衣足食的民主内阁来治理。因此，我已决定免去你的职务。
书信的结尾是惯用的客套话，“感谢你在职期间的贡献”。
10月9日，萨德党的领袖艾哈迈德·马希尔组成联合政府，在这个联合政府里，萨德党和自由党以及独立华夫脱集团（马克拉姆的党）各自获得四个席位，民族主义党领袖获得一个席位，马克拉姆本人获释，当了财政大臣。新任首相宣布他将始终不渝地与英国真诚合作，履行埃及对英国的义务，并表示埃及在战争期间忠实地履行义务，提供其全部资源，全然是出自于友谊，而不是由于条约上的法律要求。他说，埃及完全打算在击溃德国之后继续给以这种援助，直至对日本的战争结束。
公众最为关切的事是筹备大选和调查华夫脱党执政期间的所谓贪污腐化情况，而中东补给中心却于1945年1月1日宣布，自从意大利战败，地中海向同盟国海运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议论，为此，经决定取消对许多货物的进口限制。中东补给中心将继续控制小麦和化肥等这类大宗货物以及车辆、轮胎和纺织品等那些奇缺物资的进口。是年进口量较上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据估计下一年将再增加百分之五十。英国将提供埃及一千万英镑的外汇，用于购买正常的生活必需品，三百万英镑用于购买弥补地区性匮乏而特别需要的小麦，可能还有二百万英镑用来购买化肥。
1月12日，《埃及公报》摘要刊登了埃及英国商会最近就战后英国对埃贸易前景向埃及政府提呈的一份报告。报告说，战争期间滋长的民族主义倾向破坏了英国的商务利益。尽管大臣们发表过调和性的声明，但议会和报界的各政党似乎一致同意采取削弱外国人在商业和工业方面所占地位的政策。那份报告提到1942年的阿拉伯语言法，提到拟议中的强制雇用埃及人的法律，提到外侨在获取回境签证时经历过的困难，等等。报告建议埃及政府应允许从事商业、行政管理、技术和专门职业的英国国民在埃及定居的人数不低于在签订蒙特勒公约时埃及的英国侨民数；建议应该允许现在和将来全部或部分由英国投资的商行至少雇用百分之五十的英国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建议护照签证应由内务部的一名高级官员掌握，申请人如得不到签证时，应能通过大使向内务大臣申诉。报告进而谈到为实现埃及工业化而可能采取的政策，将使埃及减少对进口物资的依赖，而要担负快速增长的人口：这就可能导致差别待遇和高额的保护性关税；如果发现埃及政府允许不顾一切地发展地方工业，英国政府可能有必要进行干预。某些工业的发展可能会对英埃合作提供有利的活动范围，因而不应把股份的持有局限于埃及人，或限制外国股份，象米斯尔公司集团那样。现在有人担忧埃及政府可能会限制英国资本和股息的流出，有效地打消这种担忧也是非常重要的。《埃及公报》对这篇报告评论说，过去民族主义的口号曾“多年来被巧妙地用作赢得选票的方针”，现在是埃及人放弃这个口号而更多地注意迫切需要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时候了。阿卜德·哈米德·巴达维对这份不合时宜的拙劣的报告给以庄严的答复。他是埃及杰出的法律学家、外交家和金融家，曾在商订1936年条约和蒙特勒公约的谈判中起过重要作用，1941年曾出任侯赛因·西里的财政大臣，不久，在3月7日即成为外交大臣。他在亚历山大扶轮社演说时评论说，埃及在立法和施政方面都不是绝无错误的，可是有些外国人却患有他所说的“治外法权病态心理”。如果他们要得到埃及人和他们之间令人满意的合作，他们必须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
雅尔塔会议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归国途中，于1945年2月16日至18日同埃及国王、沙特阿拉伯国王、埃塞俄比亚皇帝和叙利亚总统举行了会议。当时在埃及，人们开始了解到在雅尔塔已根据苏联的要求作出决定，只允许已向德国宣战的国家参加和平会议。《金字塔报》2月20日在宣布这项消息时评论说，当局是乐观的，认为埃及即将采取步骤，使它能促成其民族愿望。然而，华夫脱党的报纸却极力反对“不经全体人民的同意”（即不举行一次新的大选）而宣战。2月24日，首相通知正在开秘密会议的众议院，政府打算向轴心国宣战，因为英国外交大臣和英国大使已在2月16日通知他，只有在3月1日以前向轴心国宣战的国家才有资格参加将于4月25日举行的旧金山会议，并成为联合国组织的发起国。首相与政界领袖们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之后，发现“几乎一致同意”宣战。他指出，这样，埃及将能取得比英国在1942年所允诺的更好的国际地位，他还宣称，英国大使已对正在流传的要求埃及作出“进一步牺牲”，诸如为远东提供劳动队等，进行辟谣。艾哈迈德·马希尔在离开众议院，准备前往参议院作同样的声明时，遭到枪杀。《埃及金融市场报》3月1日对迟迟不发表已故首相的声明和众议院秘密开会一事表示遗憾，这很可能是在暗示，正是由于他不够坦率而导致了他的死于非命；然而很明显，公众舆论担心如果宣战的话，可能会要埃及承担新的不愉快的义务；首相唯恐华夫脱党利用它的巨大影响在开罗组织大规模的反对他的示威。这时，外交大臣萨德党副主席马哈茂德·法赫米·努克拉希已当了首相；2月26日，众议院一致通过了采纳政府政策的提案（除两名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