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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有趣，埃塞俄比亚人在他们自己的头脑里把英国人严格地划为两类，一类叫做“宗主国的”，另一类叫做“殖民地的”。他们相信，前者大体上都已超越了比较低级形式的帝国主义、肤色偏见和白人主宰的意识。对于后者，他们干脆不信任。不管这一干净利落的分类有什么谬误，可是必须认识到亚的斯亚贝巴对此是深信不疑的。调派到埃塞俄比亚军事代表团去的皇家非洲步枪队的英国军官一开头就在这一方面遇到障碍。如果这些军官里面有谁在入伍前是定居在肯尼亚的，人们对他的怀疑就更严重。有些人靠以后的表现消除了人家的怀疑；另一些人却不幸成为火上加油的人。说一句不免要显得有失厚道的话，南非部队在解放埃塞俄比亚的部队中所占百分比高，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没有他们及时来援，埃塞俄比亚的解放就会推迟相当长的时间。然而，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南非人对待肤色问题的态度，实在不容易为受到种族歧视的人们所理解。还应该记住一点，解放埃塞俄比亚的兵力都是从非洲各地抽调来的，那些地方的非洲土著在白人面前所处的社会地位决非骄傲的阿姆哈拉人或绍阿人所能忍受。可是，埃塞俄比亚人自己就是把许多非洲种族看作是生来只配充当奴隶的，他们也没有资格对南非人提出指责。
从国内当局方面来说，他们对于重大的政治问题的郑重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使他们把这一次解放的困难看得小了。在战争开始时，负担过重的文官有其他更加迫切的问题须待解决。在这场为了不列颠帝国的生存而进行的规模最大的斗争中，对于那些比较起来毕竟是次要的问题有深切了解的人，或者甚至说，有所关心的人，即使有，也不多。……
总的看来，可以说，这么一个极易导致相互触犯的阶段毕竟是经历过来了，其结果也不是那么糟不可言，象当初可能会担心的那样。但是，埃塞俄比亚的新政府在英国的直接控制放松之后，就立即动手把自己身上任何形式的英国建议，特别是英国控制的痕迹，都要急急匆勿地揩拭干净，几乎到了有失体统的地步，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第三章 伊拉克的独立要求 1940…1941年
战争爆发前夕，伊拉克国内最活跃的力量是军队、青年和德国公使馆。常备军约二万至二万八千人，并有一支有四、五十架飞机的空军，主要是想约束北部的强悍多事的库尔德人以及几乎同样难于驾驭的下伊拉克的阿拉伯部族。委任统治期间，在英国监督下，伊拉克军队的规模一直不大，但1932年伊拉克独立后开始实行征兵制，军队即已扩大。根据1930年英伊（拉克）条约，英国政府保证：“在可能向它提出要求的任何时候……（给予）一切可能的方便……以提供可以得到的最新型武器、弹药、装备、船只和飞机。……”然而，1935年以后，英国武装力量的扩充使英国政府无法满足伊拉克的军备要求；1937年以后，虽然伊拉克不再坚持要求最新型的武器，并同英方商妥由伊拉克接受英军在更新装备后替换下来并经修复的陈旧枪炮，但在谈判尚未完全结束时，战争即已爆发。一些较年轻的伊拉克军官，所负军事任务不足，对西方世界与文官老爷们怀有同样错综复杂的心情：这种半是明言、半是隐忍的心情中，交织着自卑感和妒忌心，缅怀往昔历史上依稀存在的辉煌业绩，借以寄托精神，他们渴望有所作为，把外国巨人打翻在地，象大卫王射杀歌利亚那样凯旋而回；这种隐忍不言的要伤人、要复仇的愿望特别是针对着一个强国，它通过隐藏在一项不平等条约中的监督特权，使他们处于无法动弹（这是他们的想法）的境地，还用翻新的枪炮和废弃的飞机来使他们丧尽体面。
少年气盛的“知识分子”在中学里面就已饱受令人醉心的民族主义的熏陶，然后被扔进一个落后的经济体系中去，在这个经济体系中，连让他们活命的薪金都难以支付；他们醉心政治，但又难有机会钻进那个壁垒森严的圈子，那个圈子中的政坛耆宿都象玩皮球一样把官职传来传去，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法国否定了他们的巴勒斯坦兄弟和叙利亚兄弟的独立，有关这个问题的宣传鼓动，他们听了更是心潮澎湃，块垒难平。
这两股心怀不满的力量都被德国人巧妙地利用过。纳粹党驻伊拉克高级代表朱利叶斯·乔丹博士担任了政府的文物局局长，这个职务使他能够自由自在地旅行各地并同伊拉克的官吏厮混。1934年以来驻在伊拉克的德国公使弗里茨·格罗巴博士是位才干出众和富有东方经验的人。
格罗巴博士一表人材，令人倾慕，他的浑身活力加上他的阿拉伯语知识和对东方人心理的深刻了解，为他在一大批有权有势的伊拉克人中博得了亲密的交情。他抛弃＇原文如此＇外交的先例，亲身前往政府各部、局去拜访部长、局长们。他经常在德国公使馆大开盛宴，邀请的宾客“无分贵贱”。他又通过举办小型宴会的手段，尽情款待一些精心挑选的伊拉克人，这些人是有指望能给公使馆的特殊工作出力效劳的。
他对伊拉克人的奉承拉拢不会得不到实惠的报答。
1937年，当时担任教育总长的法迪勒·贾马里博士访问德国，他在那里受到正式的欢迎和盛情的款待。回国以后，贾马里博士就被德国人说服，派遣了一个伊拉克代表团参加1938年的纽伦堡党代表大会。代表团由……穆罕默德·法迪勒·贾纳比率领，他受到引见，亲自与元首会面。这次会见，加上大会上军容整饬＇原文如此＇的气氛，印象深刻，在若干程度上可能说明为什么贾纳比一回到伊拉克后就如此热中于按照希特勒青年团的方式改组福图瓦（伊拉克青年运动）。代表团成员在纽伦堡党代表大会上所穿的特别设计的制服，后来为福图瓦所采用。
在这个时候，要对德国人能在教育部里产生影响这一件事负责的教育专家们，如法迪勒·贾马里博士、萨米·舒卡特博士等人，心目中可能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向伊拉克青年灌输健康的民族主义精神。他们无疑看到，德国和意大利的方法对那两个国家的青年具有神奇的效力，使那里的青年产生了狂热的爱国心。那么，把这种方法应用于伊拉克也必定会有好处，那时伊拉克青年还不知“爱国主义”为何物。他们满可以振振有词地说，要使一个尚在胚胎之中的国家发育成长，唯一的方法就是向它的人民灌输深切的民族自豪感，他们的说法未必没有道理。……
医务人员也受到德国人的拉拢劝诱。一些曾经在德国学习受业的医生也被诱导去对医科学生散布纳粹的理想。皇家医院院长、伊拉克医学院院长赛卜·沙瓦克＇原文如此，系舒卡特之误＇，系声名狼藉的穆萨纳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当这个俱乐部后来成为德国人的工具时，他做了它的主席，于1937年访问第三帝国，在那里受到正式接待，并接受了全套纳粹制服的礼物。……
与此同时，德国人对待军队，也象对待其他社会阶层一样，不惜耗费相当大的精力，灌输纳粹主义。通过他们的教育方针，德国人确保这个国家的青年在成年后能作为受过纳粹制度基础训练的青年军官，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部队中去。另一方面，除了遍布全国各地的宣传小组外，德国公使馆还竭力对军官们表示殷勤款待的热情，并使唤年轻美貌的德国姑娘为他们的宴会增添异性的迷人色彩。然而，德国人活动的主要焦点仍然是怂恿和资助高级军官搞阴谋和颠覆计划。
1933年国王费萨尔的逝世使这个国家失去一位能掌握其命运的人物，他的儿子加齐（1912年生）统治的时期也就相应地是一个极度动荡不安的时期，在此期间，军人扮演了政治舞台上的主角。1936年10月，巴克尔·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