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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方进入埃塞俄比亚高原的门户，接着在3月25日占领了穆斯林的东埃塞俄比亚首府哈拉尔。29日，兵不血刃就进入了从吉布提到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线上的迪雷达瓦。在这些交战中，到此时为止，意军被俘、被杀和开小差的达五万人，英联邦军队的死伤仅五百人，其中阵亡者仅一百五十人。
意军士气消沉，亚的斯亚贝巴的陷落已是指日可待。坎宁安面临着保护城内处身在十万埃塞俄比亚人中间的二万来名意大利人的安全问题。意大利人的行径表明他们是凶恶的征服者，又是暴虐的统治者，埃塞俄比亚人渴望报仇雪恨，乃是意料中事，就连阿奥斯塔公爵比较温和的施政，也没有希望使他们忘却1937年格拉齐亚尼总督遇刺脱险后意大利人到处干下的惨绝人寰的兽行。因此，坎宁安与东非意军统帅阿奥斯塔作了安排，负责保护亚的斯亚贝巴妇孺的意大利武装力量应留驻市内，以待英军前来解除他们的任务。4月6日，进占首都：
埃塞俄比亚人行动举止的知所克制，令人钦佩，除了一些细小的抢劫情况以外，他们方面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件。意大利人就不然，他们都陷于极度紧张不安的状态，平民和警察都是那样。进城后四十八小时内，意大利人方面就发生了两起枪杀事件。……这两起事件使亚的斯亚贝巴当局相信，听任意大利人持有武器，其危险要比从其他＇例如埃塞俄比亚人＇方面可能出现的更大。
因此收缴武器的计划用最快的速度执行，到4月底，全市已没有意大利警察。他们的职务由听命于英国警官和警士的埃塞俄比亚警察接替。
普拉特也同时于3月15日再次发动对克仑阵地的进攻，到27日胜利结束，全部代价是五百人阵亡，三千人负伤，这是整个战役中最重大的伤亡数字。4月1日，意军放弃阿斯马拉，马萨瓦港口也于8日投降。罗斯福总统于11日宣布红海和亚丁湾都已不再是美国中立法案所说范围之内的交战地区，因此美国船只即可循此航线为英国中东部队运送作战物资。
在戈贾姆省，意大利人早已把该省的世袭统治者海卢·塔克尔·海马诺特公爵封为总督。这位“爵爷”是个两面派，从来也没有甘心情愿地承认过海尔·塞拉西的至尊地位。意大利人希望爱国力量将各事其主，形成分裂。但是温盖特上校的一支由苏丹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组成的小小队伍成功地骗过了那位优柔寡断的意军司令，没有让他摸清它的实力，迫使他在3月份向东撤退到德布腊马科斯。在这里两军对垒，众寡悬殊之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温盖特的三百名士卒要对付的意军和殖民地部队不下一万二千人。可是这场神经战显出了苏丹人天生骁勇善战的素质，成功地使意方的土著部队中倒戈来投的每天在百人以上，最后并迫使意军于4月1日撤离德布腊马科斯。皇帝于6日驻跸该城，海卢公爵表示臣服，但是人们相信他仍然同敌人有往来。在这六周的战役中，全部的正规力量只不过是五十名英国军官，二十名英国士兵，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部队各八百人，仅有四门三英寸的迫击炮，就肃清了整个戈贾姆省的意大利殖民地军队十六个营、两支正规的班达部队（征集来的土著兵）和四营黑衫党卫军，他们配备有相当数量的大炮和飞机。这一卓越的游击战绩，多半要归功于苏丹部队的机灵善战。那些爱国的非正规部队在此役胜败未卜以前，不愿冒险牺牲，他们害怕意大利人对他们的家属或村庄实行报复，他们所起的真正作用不过是给实际作战的少量正规部队充当掩护；但是在打下德布腊马科斯以后，他们就勇气倍增，越来越奋不顾身地冲锋陷阵了。
亚的斯亚贝巴失守之后，意大利人分别撤守位于首都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三处坚固据点和南方的盖拉族的锡达莫省。这一批分散了的兵力为数仍然可观（单是锡达莫省就有四万人），征服他们的战争正在进行时，夏天的雨季就来临了，大雨如注，不可能作战；最后一个据点冈达尔直到11月底才被攻克。
征服的最后形式乃是一次最大规模的钳形攻势，取道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两路出击……又有爱国力量穿越阿比西尼亚西部的直接插入相配合。这次战役的构思和执行好象是条顿人的方式；然而……如此的结果不是原来的计划所能预见，而是通过战局的发展而逐渐呈现出来的。事实上，同德国人按部就班的作战方式相比，这更象是按英国人的方式临时搞出来的东西。
这一胜利的得来，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运输路线主管部门的调度有方，军需补给都要远道运来，其中有一条路线甚至是要从西非的港口经由乍得湖通向喀土穆；皇家空军的一支小规模的分遣队保护了红海的英国航运，也起了作用。
埃塞俄比亚的英国军事当局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观点：维护法律和秩序，撤退五万五千名意大利居民以及对意大利政府和私人的财产在处理前的照管，这些都不能托付给恢复起来的埃塞俄比亚当局，因为埃塞俄比亚的一批为数不多的受过西方训练的官员，大部分都已在大战开始前被意大利人谋杀了。因此有必要由英国的军事管制政府来治理埃塞俄比亚，等到战事结束而可以把政府正式移交给皇帝时为止。但是皇帝从来没有承认过意大利对他的国家享有主权，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也于1940年8月13日曾经声明：
英王陛下政府前已宣布，本政府不再认为需要遵守先前对意大利政府所作有关地中海、东非、北非和中东等地区的诺言，这当然也包括有关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主权的任何诺言在内。
海尔·塞拉西在1941年1月20日返回埃塞俄比亚以前就已一再谋求与英国政府签订条约，建立两国之间的关系；但英国政府认为在那个阶段还不能超越新任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1941年2月4日所作下列声明的范围：
英王陛下政府将欢迎重新出现一个独立的埃塞俄比亚国并承认海尔·塞拉西皇帝对皇位的主张。海尔·塞拉西皇帝业经告知英王陛下政府，他将需要外来的援助和指导。英王陛下政府赞同这一意见，并且认为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任何外来的援助和指导都应是缔结和约时作出国际安排的问题。本政府重申对阿比西尼亚没有领土野心。在此期间，帝国武装力量在阿比西尼亚各地进行的军事行动，将需要采取若干军事指导和控制的临时措施。上述措施的实施将与皇帝协商进行，并将于局势许可时立即终止。
新任命的驻埃塞俄比亚副政治长官同皇帝在2月中旬进行的讨论中显示出他们之间的相当大的不一致。从2月到3月，前意属东非政治长官（菲利普·米切尔爵士，前任乌干达总督）、英国外交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在开罗决定，任何要在埃塞俄比亚建立保护国或强有力的西方行政制度的打算，一律都作罢论。副政治长官于是把总司令的决定带回亚的斯亚贝巴：只有皇帝一人有权以颁布敕令的方式立法，而英国占领当局则可以发布具有临时立法性质的公告；战争罪行和涉及外国人的案件将由英国军事法庭审判，埃塞俄比亚人之间的讼案则由埃塞俄比亚法院处理；英国当局在任命负责人时要与皇帝协商，并将在可能的情况下接受皇帝提名的人，只有在没有时间或机会同他协商而任命地方负责人时，不在此限；各级政治官员的权力由总司令根据占领军的法定权力授予，他们的建议，不论是向处于中枢的皇帝提出，还是在地方上提出，都应予以接受，这是军事需要所决定的。
4月9日，亚的斯亚贝巴投降三天以后，丘吉尔要求他的防务委员会考虑他们对待皇帝的政策，并说明他本人认为皇帝应该立即正式返回他的首都。但是，还需要解决各种内部的安全问题和收缴意大利居民的武器，而坎宁安将军报告说皇帝似乎信不过英国人的意图。雨季已经开始，向皇帝提供从德布腊马科斯启跸的交通工具也是个大问题；但隆重的返都仪式已经安排在5月5日，那一天就是五年前意大利人进入首都的日子。
英国外交大臣从中东回到伦敦后，于5月17日发出一道关于对待埃塞俄比亚的政策的详尽指示。指示表明，一个独立的埃塞俄比亚国的重新出现是受欢迎的，同时，在现有的军事局势继续存在的时期内，皇帝必须严格遵守英国军事当局的建议。埃塞俄比亚仍然要处于英国的军事指导和控制之下，以俟英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