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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你们在最短期间实现独立，而且丝毫也不致于引起内部骚乱与纷争的危险。……
我们希望，独立的新印度会愿意成为英联邦的成员国。无论如何，我们希望你们将继续同我国人民保持密切和友好的关系。……不管你们的抉择如何，我们将同你们一起盼望，你们将跻身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列而日益繁荣昌盛，你们的前途甚至将比你们的过去更为光辉灿烂。
这项文件所体现的英国政府的决定，肯定是近代史上意义最重大的若干决定之一。英帝国对印度的统治，不是在统治者同被统治者之间的暴力斗争中解体，而是通过谈判与合法的步骤予以结束，从而使印度领袖们对于过去的帝国统治者还保有一点由衷的敬意。在那一年的其余时间内，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彼此试图达成谅解，俾能沿着5月间发表的《白皮书》所指出的道路前进。各个敌对的社会集团继续争吵不休，但英国政府始终没有改变退出印度的决定。这种决心，以及在缅甸推行的相同的政策，给亚洲一大片地区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亚洲的第二个重大变化发生在中国，其性质则迥然不同。1946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同国民政府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的停战协定遭到破坏，当时共产党部队进攻并占领了满洲的长春。顿时爆发了大规模战斗。5月23日，国民政府的军队把共产党部队赶出了长春，接着继续北上向哈尔滨挺进，这样，他们自己就越过了1月10日的停战协定所划定的分界线。
马歇尔将军竭力设法遏制内战的蔓延，起先他得到一些成功。6月初，交战双方签订了新的短期休战协定，并通过谈判，在6月26日达成协议，停止在满洲的战事。可是4月到5月发生的事态，使中国两个敌对集团相互间的猜疑加深了。旨在达成永久和解以及真正统一中国而作出的努力，看来再也不会成功。同年7月，华北重新爆发战争，共产党人开始就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公开进行激烈的宣传。而且，他们并不满足于笔战，他们的部队同美国派驻华北的海军陆战队在7月下半月里发生了两次遭遇战，结果美方伤亡了十五人。
在1946年余下的时间内，内战扩大并日趋激烈。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官员都拒绝向对方作出任何让步，因而谈判变得毫无生气。到8月初，蒋介石显然已下定决心，要用武力一劳永逸地解决同共产党的争执了。同共产党军队相比，国民政府的部队人数较多，一般说来装备也较好，因此能够向敌人发动进攻。到1946年11月间，他们几乎已拿下中国所有的重要城市。但是共产党人并未打败。相反，他们重新运用游击战术，占据国民党军队守卫的市镇周围的农村地区，干扰运输，孤立人员少的分遣队，并一般地对交通线造成威胁，而蒋的先头部队必须依靠这些交通线。因此，国民党在1946年秋季取得的军事胜利大部分是虚假的，到年终时，蒋发现他的许多精锐部队在作战的过程中已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1946年8月间，马歇尔将军考虑到，明智的办法是不要再插手中国的事务。但是，当蒋介石提出他愿意重新停战的新条件时，马歇尔改变了主意，决定再次设法通过外交活动使中国平定下来。然而，使共产党同蒋介石重新谈判而作出的努力，结果证明同以前一样徒劳无益。1946年11月19日，共产党代表团离开了南京，从而使谈判中止了。这使美国为双方调解的长期努力也终于随之结束。
马歇尔将军感到，他的努力之所以失败应当归咎于国共双方。他不想使美国偏袒中国内战的任何一方。要是不可能继续进行公正的调停，马歇尔赞成美国撤出，不干涉中国内政。可是这一政策同美国对蒋介石政府所承担的种种义务是有抵触的，例如，购买剩余作战物资的信贷，派遣美国军事代表团训练中国军队的协定，以及给予各种不同方式的经济援助的保证。况且，美国政府内外的舆论，都被中国出现的新局势搅得一片混乱。有些人批评美国对蒋的支持，要求撤出仍然驻在华北的美军。另一些人则迫切地要求采取更坚决的反共政策。
1946年12月18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一项关于中国的新声明，以平息一些已经提出的批评，并向全世界表明美国官方政策希望在中国完成什么任务。他回顾了上一年发生的事态，并重申他于1945年12月为美国对华政策规定的目标，即协助中国实现统一与民主、国内和平、扩大国民政府使之容纳其他党派以及通过美援实现经济复兴。杜鲁门十分强调地指出，在那一年中已遣返将近三百万日本士兵与平民。他辩解说，驻华美军已从十一万三千名兵员的最高额减少到只剩下一万二千名，以后还要进一步减少，因为遣返日本人的任务已经完成。
至于未来的情况，杜鲁门宣称： 中国至今未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统一，这是令人深为遗憾的。……当中国走向和平和真正的民主政治时，我们准备帮助它。 本届政府一年前表达的观点今天仍然有效。……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我们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我们继续希望该政府将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我们保证不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的立场是鲜明的。我们避免卷入他们的内部斗争，同时坚持不懈地执行帮助中国人民在国内实现和平与经济复兴的政策。
但是，如果“帮助中国人民实现和平与经济复兴”必然导致“卷入他们的内部斗争”，那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杜鲁门没有提出答案。1947年1月7日把马歇尔将军从中国召回一事，也丝毫没有澄清美国人对这种抉择的反应，而实际上事态的发展已向美国人提出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在美国政界日益引起了争论，但美国政府始终未作出明确的决定。美国的政策在完全撤出中国和大力支持蒋打击共产党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结果是勉强支持国民党政府，同时又频频劝告它进行改革，从而显然使中国内战的双方对美国都失去了好感。
人们很有理由会问：中国共产党同国民政府谈判的破裂，是否由于俄国的政策有了某种秘密的改变？斯大林是否决定在加剧希腊内战的同时也给中国的内战火上添油？共产党对长春的进攻是否是由于莫斯科的某种示意？这些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战地司令员来说，他们受当地形势的影响可能比遥远的克里姆林宫发来的指示影响更大。然而上述的时间巧合是耐人寻味的。不管违反停战协定的苗子主要是来自莫斯科还是来自当地的司令员，看来到1946下半年，俄国人很可能已肯定认为，在中国保持骚动是划得来的，即使仅仅为了使美国难堪，并在苏联的亚洲部分同中国中央政府之间保持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缓冲地带的话。
不管斯大林对中国新局势的评价如何，俄国同美国在利害关系上的直接冲突，无疑在1946年间就已经开始了。在以后的若干年中，中国将同德国一样成为这两个大国争夺的对象。
从一个观点看来，在促使俄国于1946年5月撤出波斯北部这一点上，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这一成功却使俄国同西方之间的分歧更形扩大。安理会并未使罗斯福之类的人物的希望实现，并没有成为拥有世界性权威的、由融洽一致的各大国所支持的类似政府性质的机构。相反，这个组织成了敌对宣传的论坛，有许多会议已蜕化变质，成了为法律与程序问题进行的无聊争吵。这种演变基本上影响到联合国所有的组成部分，既反映了当时的国际紧张局势，也促使俄国同美国日益两极分化的状态变本加厉。
在1946年的最后九个月中，安理会举行的会议都符合那一年年初所确立的型式。会上讨论了议事日程上的四个主要项目：西班牙问题、希腊问题、接纳新会员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以及军备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各方都没有作出认真的努力以求达成令人满意的妥协。相反，各大国都企图压倒对方，并在国内与国际上大造攻击敌方阵营的舆论。
1946年4月9日，波兰代表通知安理会：“佛朗哥政府的活动已引起国际摩擦，并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他要求讨论此事，并采取适当的行动。接着，安理会就这问题进行了长久的纠缠不清的辩论，在辩论过程中，俄国人及其支持者猛烈地攻击佛朗哥，而英美两国则试图缓和这个问题。最后没有作出任何决定，而把这个问题提交将于1946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