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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两件事，斯大林在1946年下半年不得不面对英…美的共同战线。美国本身的经济实力和潜在的军事实力，把这一联盟的领导责任愈来愈加到了自己的肩上。
国际经济和政治领域里的这些发展，还带来了俄国、美国和英国宣传和舆论方面的变化。象通常那样，舆论的变化部分地是国际事态发展的结果，同时它又促成外交政策的进一步变化。国内的压力与问题也是促使俄国和美国逐步出现那种新的舆论的重要因素。
最为显著的变化发生在俄国。大战结束后，接下去是一场明显的反动。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意识形态正式恢复过来，而战时产生的传统的大俄罗斯类型的爱国主义，则被小心地抛开了。俄国对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成绩的歌功颂德丝毫没有忽略，不过官方的解释却把成就日益归之于使伟大的斯大林能够预见到资本主义的进攻和作好准备的苏维埃制度和正统的学说。既然表达舆论的工具是完全受中央控制的，这种改变就很突然。1945年8月，最高苏维埃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发出了这种新的论调：“但是就连现在，在获得历史中最为伟大的胜利以后，我们一刻也不能忘却这一根本事实：我们的国家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取得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国家结构和社会秩序所面临的全部危险都已经消失。仅仅是希特勒德国威胁我们的最具体、最直接的危险消失了。”1945年11月6日，外长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失败以后，莫洛托夫对莫斯科苏维埃说：“当我们生活在一种‘多国制度’下时，当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根子还没有最后被拔除时，我们对可能来破坏和平的新犯罪分子应保持警惕，决不可以放松，而关心加强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的团结，将继续是我们最为重要的责任。”
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的一篇讲话中，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未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阐述得更为明确。他说：“马克思主义者曾不止一次说明，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隐藏着全面危机和军事冲突的成分。……”接下去，他把刚结束的战争说成是对苏维埃制度的一次重大考验，并且说明前三个五年计划为俄罗斯的胜利打下了工业基础。这替他拓清了道路，使他可以用下面这段话来宣布未来的五年计划的某些目标：
我们必须创造出一种局面，使我们的工业能够年产高达五千万吨的生铁，六千万吨的钢，五亿吨的燃煤，六千万吨的石油。
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认为我们的国家有保障，可以应付任何意外事件。这大概至少需要三个五年计划。但是这项任务是可以完成的，也是必须完成的。
三天以前，莫洛托夫曾经比较简略地叙述了这项计划：“在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利坚合众国……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些讲话，特别是斯大林的讲话，给英国和美国政府的某些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美国，民主党自由派的一个知名人士、最高法院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私下把它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战书”。
1946年下半年，共产党发动了场十分彻底的运动，反对文化和知识的“世界主义”，即反对赞美或承认西方的成就。这场运动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推行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是党试图再一次对俄罗斯思想与行为保持极权主义控制的全面努力的一部分。好几百万士兵接触过西方文明，这件事同那些过着持续不断的清苦生活的人民所感到的厌战情绪和生来的渴望结合在一起，对共产党的宣传提出了一种极为棘手的挑战。对西方文化发出的日益激烈的攻击，歌颂苏联的一切事物，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和进攻的危险——这些就是党在努力克服和消除紧随着伟大的胜利在俄罗斯人民中间滋长起来的怀疑与冷漠时所依据的宣传方针。在俄罗斯社会中，军队可能是党的唯一的对手，党计划用下列几个补充的步骤来削弱对手而加强自己：一次广泛的清党运动，公开贬低率领红军走向胜利的那些军方人物，以及重新强调思想训练的重要性。
我们无法知道，是什么希望与恐惧的逆流在俄国导致了这场反动。也许，斯大林和他的顾问们当真相信资本主义有发动进攻的危险，不过假定俄国国内的情况在决定党的新路线方面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俄国政府可以通过夸大来自国外的危险，为其对俄国人民提出的必须服从、耐心和工作的这些新要求进行辩解。鬼影般的资本主义掠夺者，对于国家未能按人民所企盼和希望的那样迅速地增加消费品的供应，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很合适的替罪羊。同样地，恢复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可能是为了保证一般党员的忠心与热忱，实际上斯大林就是依靠这类人在俄国推行他的意志的。他们对教条主义愈热忱，必然对苏俄同英美这种资本主义堡垒之间的合作与恳切对话这幅景象愈感到烦恼。当胜利把这种举动的策略性辩解打消以后，斯大林也许发觉自己受到某种压力，不得不改变他的方向。
且不论是何种因素影响了斯大林，使他于1945…1946年改变了党的路线，党的路线反正是改变了。这一事实使以前的盟国之间的合作更形困难。战争不可避免的学说，往往是自己证明是正确的：人们愈相信并奉行这种学说，这种学说实际上就愈成为正确的。举例而言，俄国政府的领导人越是讲述、相信并奉行这一信念，认为资本主义对苏联的敌视是必不可免的，也就越有助于挑起这种敌视，当然顺带还证明他们自己是英明的先知，并且对思想单纯的人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美国舆论在对日战争胜利日和1946年年底之间的那些月份里，经历了一场由渐而来、更为混乱但同样巨大的变化。如同在俄国那样，最早的情绪是极端保守的：“让我们恢复正常。”武装部队的迅速复员和政府对国内经济管制的同样急剧的撤销，便是这种心理状况的征兆。租借法的废除以及加快制订和约的努力，反映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所抱的同一种态度。
然而，很快就变得显而易见的是，事态并没有朝预期的方向发展。欧洲的经济困难需要采取非常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给予英国贷款。还有，俄国在东欧和在会议桌上的举动，并不符合美国方式的正常秩序，诚然，似乎还是对战时各项保证的一种玩世不恭的背弃。起先，美国的舆论十分混乱。思想保守的人同时又是最急于想恢复正常秩序的人，他们对俄国和共产主义也最为猜疑。另一方面，自由派和左派人士则比较倾向于支持美国继续介入国外事务，不过同时又力陈对俄国要耐心和谅解。两项并行的过程逐步改变了这种组合。许多保守派人士对俄国和共产主义的畏惧与厌恶，渐渐超过了他们对卷进外国事务的厌恶，因而成为旨在“遏制”共产主义的一种积极的外交政策的拥护者。同时，许多自由派人士则感到幻想破灭，放弃了同俄国取得任何坚定而成功的谅解的希望，至少暂时是如此。这类人士倾向于主张对欧洲和其他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可是象许多思想保守的人那样，在政治行动特别是军事行动方面，却畏缩不前。结果，一种比较激进的美国对外政策首先在经济领域里发展起来了。
随着联合国活动而来的把一切都公之于世的做法，大大促进了舆论的这种变化。为控制原子能，为俄国人拒绝把红军从波斯撤走，以及为英…俄在希腊及印度尼西亚问题上的龃龉所进行的辩论，使大国间的冲突显得如火如荼，并且深深动摇了对新的联合国组织的功效与能力早期所抱的乐观看法。
这一改变也是逐渐而来的。因此，当温斯顿·丘吉尔以一位普通公民的身分讲话，要求美国同英联邦保持一种特殊的关系，以便抵挡共产党侵略的阴影时，他的话使大多数美国人感到震惊。他于1946年3月5日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当着杜鲁门和其他要人的面发表的那篇著名的讲话，根据后来事态的发展再去阅读时，似乎还是相当温和的。丘吉尔主张“在我们的军事顾问之间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同时“共同使用每一国所拥有的全部海空军基地”，并且希望最终在英美两国之间实现一种共同的公民身分。他宣称：“我们的目的不外乎同俄国互相支援和合作”，但是接下去把“铁幕”——这篇讲话使这个词开始在美国流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