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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要的，或者如果有必要的话，用以代替那个靠不住的大同盟。
杜鲁门总统和新任命的国务卿詹姆斯·E·贝尔纳斯，是赴波茨坦的美国人中两个主要的人物。他们对于国际交往都没有经验。杜鲁门和贝尔纳斯自知缺乏经验，因而特别用心为会议准备了明确的议事日程，并了解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情况。在他们看来，将要面临的问题是十分简单的，不管细节多么复杂。对日战争似乎进行得很好，不大需要最高级的注意。然而欧洲必须安顿好，这显然需要大国之间按照雅尔塔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所规定的方针进行合作。开始时，和约的准备工作需要在大国之间私下协商——就象导致成立联合国组织的那种协商。最后，盟国管制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原则应该确定下来。
为了帮助欧洲把事务安排好，美国人愿意走上在他们看来是很长的一段路。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进行的经济援助已经安排就绪。杜鲁门希望这样就够了。为了维持法国和英国在德国的占领军，租借援助是否应该继续下去，能不能合法地继续下去，这引起了长久的辩论。杜鲁门于1945年7月5日，即他动身去波茨坦的前一天，下令规定，租借办法“限于对日作战的用途”，这显然是对这场辩论作出了否定的决定。但是总统并没有下定决心，当陆军部长于7月11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时，杜鲁门动摇了。
在政治方面，美国人准备会同英国和俄国派遣代表团到欧洲那些政治混乱得似乎需要进行监督的各个国家去，观察并帮助做选举的准备工作。这似乎是建立民主政府的最快和最稳妥的办法。如果俄国和英国的代表团能在这个努力中合作，那末美国人希望，在意大利、希腊、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中选出的政府将是所有大国都可以接受的。
如果认为杜鲁门和贝尔纳斯那么天真，以致想象这种做法大概会取悦于俄国人，那就错了。但是他们的确希望，由于俄国人经常赞许民主选举，认为它是医治政治弊端的特效药，所以他们不能心安理得地拒绝这个建议。在美国人的眼睛里，这一建议只不过是实施雅尔塔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的一个实际办法，这个宣言毕竟是斯大林仅仅五个月前所同意的。再说，选举和此后民主政府的成立于会减少或消除最近巴尔干事态所产生的刺激俄国和西方良好关系的许多因素。并且，那些使俄国在巴尔干北部占优势、使英国在意大利占优势的签订停战协定的政权也会早日结束，如果碰巧美国在这些国家里的威望得到提高，那也不是不受欢迎的。的确，这对于美国的大公无私和忠于民主的原则是一种应有的报酬。
但是，虽然杜鲁门和贝尔纳斯愿意使美国卷入欧洲事务到这种程度，在整个美国政策后面的指导思想是能够早日撤离欧洲。尽可能迅速地成立民主政府会简化缔结和约的工作，并让美国士兵在短期内回国。同样地，限制美国对欧洲的财政援助，将减轻国内纳税人的负担，并迫使欧洲人自力更生。美国的经济专家们当然了解这个计划距离实际可行的范围有多远，除非美国愿意看到欧洲经历无数的政治动乱和经济灾难，但是美国的政客和一般外行人很明确地感觉到，随着战争的结束，应该是恢复正常状态的时候，而且越快越好。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主要是政客，他们低估了美国公众潜在的慷慨——特别是当慷慨行为有着促进国内经济繁荣的效果的时候。但在1945年，美国国外开支对国内经济可能具有的好处只是经济学家们的抽象估计：国内的匮乏是真实的，把大量的商品运到国外去仅仅换取一点政治上的收获，这种想法似乎是胡闹。
这样，美国人在波茨坦的总的目标，就是尽快地恢复正常。欧洲的困难看来与其说是国家大事，还不如说是恼人的琐事。欧洲仍然是异邦：美国人不属于那个地方。但是在合法的房客再一次接管以前，美国人有道义上的义务在那里做一些打扫房屋的工作。
英国政府发现自己被三种互有联系的重大忧虑困扰着。一是国内的经济崩溃，二是美国过于迅速的从欧洲撤退，三是俄国在欧洲和中东的继续扩张。
随着5月23日战时联合政府的解散和接下去7月5日的大选，英国国内的问题成了首要问题。由于计算军队选票需要时间，选举的结果直到7月26日才揭晓，当时波茨坦会议正开了一半。丘吉尔看到大选后政府可能有所变动，从一开始就邀请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以观察员的身分出席波茨坦会议。选举结果公布后，艾德礼出任首相，丘吉尔就留在英国而艾德礼和他的新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则回到波茨坦来开完会议。
这个变动的影响有点象罗斯福死后美国政府的变动那样，虽然或许不是那么明显。艾德礼和贝文在战争期问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国内问题上，比较起来，特别是贝文对外交事务缺少经验。但是，内阁制保证了贝文和艾德礼对英国政府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至少具有一般的了解，实际上英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使所有的局外人都感到惊奇。但是英国大选和波茨坦会议恰巧同时举行，大概损害了英国在会议上的事业。据一个参加会议的美国人说，丘吉尔在会议的初期异常缺乏准备，而贝文在会议后期所显示出来的，更多的是大刀阔斧的作风，而不是对细节的精通熟悉。
由于发表的资料太少，我们很难肯定地说明英国在波茨坦的目标。有两点是清楚的。英国人希望说服美国人采取一种更为慷慨的租借政策，特别在对占领军提供给养方面。第二，英国人急于想同俄国人达成一种协议，以便可以从德国东部获得粮食，从而减轻英国供应英占区内稠密的工业人口的负担。这些急务反映了欧洲战事结束后英国突然面临的困难的经济形势。
一种对国内岌岌可危的经济形势的敏锐感觉，显然全面地削弱了英国的外交政策。在波茨坦会议上，英国政府似乎没有提出任何很重要的全面解决欧洲问题的建议。丘吉尔在1944年10月间与俄国商定的关于势力范围的秘密协议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英国也没有努力要重新肯定这笔交易。与此相反，英国和俄国领导人关于希腊、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中最近事态的互相责难成了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这两个大国曾在上年10月在这些国家中分摊势力。英国人在南斯拉夫失去了他们的立足点，在波兰似乎也可能会这样。英国控制了一个不安定的、穷困的希腊，似乎完全抵不上新近俄国势力和影响的扩张。只要有希望获得美国的支持，丘吉尔和贝文都不愿意让俄国人新近扩大了的野心得到满足。但是除了口头的抗议外，并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英国确实提出了抗议，但这样做，只激起了斯大林的猛烈反击。
结果，波茨坦的多次会议与其说是具有谈判的性质，还不如说是具有宣传的性质。第二种后果是，俄国和英国的对立比俄国和美国的对立更容易引起冲突。英国人自然比美国人更认真地关心欧洲的事务，而且比美国人更敏锐地认识到，如果德国的经济一点不复苏，欧洲的经济复兴是不可能开始的。不说别的，煤就不得不从德国的矿井里开出来，而这意味着要为矿工提供粮食。粮食，或者必须用德国的出口商品来支付，或者必须通过与俄国人达成协议从德国东部获取。这样，英国人就比美国人更顽固地反对俄国要从德国取得赔偿的要求。在美国人中，对战败的敌人进行惩罚的思想仍然得到一些支持。
因此，美国人发现自己再一次处在中间：他们离英国人比离俄国人近得多，但只要能够调解，他们仍然可以充作调解人。当美国人发现他们的全面解决欧洲问题的方案使俄国人不高兴时，他们愿意把问题搁置起来而只说几句虔诚的空话了事。除了在德国外，他们觉得自己对欧洲事务不负有什么直接的责任。如果他们的建议不能使最直接有关的大国满意，那么一个诚实的中间人除了体面地退场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再则，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完全真诚地希望同俄国人保持相当友好的关系，并且能够象罗斯福经常做的那样，希望会发生什么事情来改善未来的关系。因此把有争议的问题放在一边并交给外长会议去处理，暂时似乎是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所以贝尔纳斯离开会议时感到，总的看来会议是成功的。
美国的态度倾向于把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