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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有关外交政策的最后一个决定是退出国际联盟。“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说这一行动将导致占领莱茵兰＇即由法国人出兵＇的预言家很多，相信的人却很少。”他个人决定在1936年重新占领莱茵兰，是在占领前两三天内自动作出的，而且未同内阁磋商。——“那时这是又一个看来不可能的行动。相信我的人很少。”随着他冒险范围的扩大，总参谋部的反对情绪变得强烈些了。1937年11月5日的会议，自始至终有一种怀疑和不赞成的暗潮来自国防部长布洛姆贝格和陆军总司令弗里契。他们争辩说，法国在沿德国边界一带军事上将占优势，即使它同意大利处于交战状态，也仍然如此，还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堡垒可同马奇诺防线的实力相当。1938年2月，布洛姆贝格和弗里契因此免职，希特勒自己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里宾特洛甫取代牛赖特，冯克接替沙赫特在帝国银行的职务。这些是希特勒同军队发生冲突最早的外部迹象，希特勒靠占领奥地利提高了威信，从而解决了一次政府危机。1938年5月30日，约德尔在签署摧毁捷克斯洛伐克的指令时，他写道：
元首的直觉是我们应该今年干，军队的意见是我们还不能干，因为极其肯定的是，西方大国会进行干涉，而我们的力量还不能同它们匹敌，这两种意见的矛盾又一次尖锐化。
1938年7月，总参谋部向希特勒提交一份备忘录，是由总参谋长贝克起草的，其中论证德国在军事上居于劣势，在对捷克斯洛伐克出战争初期即使取得胜利，也会被法国击败，因此不应在苏台德问题上冒战争的风险。备忘录激怒了希特勒，他免去了贝克的职务，以哈尔德接替。2月份将军们还没有作好行动的准备，9月危机中，在哈尔德领导下，已商定如果战争爆发便立即推翻希特勒。
但是张伯伦先生来了，弹指之间避免了战争的危险。希特勒从慕尼黑回来时，是张伯伦先生和达拉第先生所推崇的兵不血刃的胜利者。因而德国人民理所自然地欢迎和享受他的胜利。即使在希特勒的反对派——高级军官集团一群人之中，上述胜利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慕尼黑以后的六年中，在德国国内再也没有对希特勒的有组织的反对。
曾有人说，希特勒政治和战略的最终失败，其原因在于不负责任的政权的腐败以及缺乏“对这样一个任性的天才进行必不可少的”批评。这是完全确实的。但是如要估价他的天赋的政治能力，就要涉及更深刻的问题。有一个分析的最终标准，我们必须依据这一标准来考虑用以判断政治成就的各项标准。是否有道德，或仅仅是执行得出色，或是为国家的利益服务；还是为国家利益背后的价值准则服务？就最后一点而言，希特勒确实宣称他的政策不是纯粹的国家政策，而是以生物目标为宗旨。这是取代西方文明原则的伪科学。至于德国的利益，他已经使之成为普遍不稳、积极动荡和长期革命的工具；当他写到“外交政策的目的不应该只看着一个国家英勇地倒下去，而应该是以实际的方法生存下去”，他自己就在无意之中对此作了定论。还剩下技能问题。希特勒有时把这种品质解释得极其低下，说它简直就是圆滑。“政治就是赌博，在一切赌博中什么诡计都是允许的”，他说“赌博的人经常变换规则以适合他们自己的需要”。不过这种水平的政治除了成功以外是没有标准的，而从长期来看，希特勒不是一个成功者。如果技能意味着更多的内容，高超的技术应当取决于能否正确衡量运用这种技术所处的形势，那末我们应当考虑到希特勒把现实主义同狂热主义两者可怕地结合起来的两重性。因为这就意味着他看待某些事情异常清晰，同时他的眼睛晶体的边缘又总是可能被乱槽糟的东西所蒙蔽。他的洞察力可能被他的信条和脾性所影响，就象他认为美国正在经历一场种族分离活动，在军事上会表现出软弱无力，或是认为世界上仅有的杰出人物就是他自己还有墨索里尼和斯大林，而只有他们才具有唯一的那种政治家气质。1939年3月15日，他占领布拉格，就是认为“小蛆虫”张伯伦和达拉第，他在慕尼黑见过，他们个人不可能存有比那次决定命运的会晤的水准更深入的目的，而英国和法国除了张伯伦和达拉第的政策之外也不可能存有更深刻的道义力量。技术标准本身就提出了问题，是否希特勒政策的根本缺陷就是道义丧尽，从而使他错误估计他企图毁灭的文明的绝对本质。
在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冒险家中，希特勒在一个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切萨雷·博尔贾能把马基雅弗利这样有影响的思想家所想出来的治国大计的模式加以实现，这是他的幸运。但是，希特勒倒适合于普遍半知识化和新闻业发达时代里的博尔贾的身份，他把切萨雷同马基雅弗利合而为一，而且早在他发迹伊始，在独立不群的透明面纱的掩映下，他已表达了要成为实际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的稀有结合物这个自我感觉。他最持久的纪念碑（这要比他打击西方文明的物质后果持久得多），很可能就是《我的奋斗》。在主张实力以取代对权威的维护这一点上，在用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来非难理性的统治这一点上，在用操纵群众实现破坏性革命的目的来代替有秩序的行政进程这一点上，《我的奋斗》是在政治哲学里的一个显著标志。《我的奋斗》是一本革命者的手册，其中所包含有关革命策略的有实效的意见比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加在一起的还要多。这本书作为文学作品是可鄙视的，然而由于受到野蛮力量的激励，却显得有活力，如同一条干旱的林荫大道吹过一股恶风，它也许是二十世纪政治书籍的代表作。
《我的奋斗》除了它的政治内容外，作为希特勒对其所处时代在心理上洞察世态的说明，也是值得加以分析的。他在书中不仅勾画了十年之后他担任德国国家元首所要奉行的政策路线，而且描绘了使他能够这样做的世界上的思想状况。他描述一般民众陷于“这里不会发生那样的事”这种镇静而无力的态度，描绘了资产阶级如何闭眼不看政治前途，只拘泥于从不久前的过去继承下来的东西，这是由于他们有着一种消极的顽固性，这种顽固性从未转化为积极的防御；又描绘了当资产阶级一旦不能否认邪恶的存在时，他们又如何不能组织力量与之斗争，却试图立足于一个安全的距离去表明这种冒险的事情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注定要失败的。他是在写纳粹运动同魏玛共和国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但同时他也在预言德国同资产阶级世界后来的斗争以及绥靖政策的心理基础。当他在书中谈到他的党在魏玛共和国如何被剥夺了官方保护，因为警方不去逮捕扰乱和平的人，反而作为预防措施禁止无辜者的合法活动，他是在预示墨索里尼和他自己在西班牙内战中要使国际权威处于衰弱地位。他对1939年以前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作了判断．他认为民族精神比武器军备更重要，而且认为在一个多数人至少是消极地反对任何坚决的外交政策的国家里，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就无足轻重。
但是，《我的奋斗》的迷惑力比上述更为深刻之处倒不在于对希特勒的敌人描绘，而是在于对国家社会主义和他自己的描绘，《我的奋斗》很可能是反映一种心理现象，亦即把一个人自己无意识的态度转到一个替罪羊身上的政治著作中最持久的例子。正是在这种间接和反射的意义上，而不是直接的意义上，《我的奋斗》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经典。在希特勒描述犹太人…马克思主义的威胁的时候，浮现出深仇大恨的图景是他本人、他自己的策略和他自己的运动的图景。人们一般都忘记了，在《我的奋斗》中有两段著名的描写宣传的威力的文字，都间接地提到了希特勒。“谎说得越大就越有人相信”这条原理正是犹太人把1918年的崩溃归罪于鲁登道夫的原理，而正是“只有犹太人”才认识到有效而不间断的宣传能把天堂说成地狱，把最悲惨的生活说成是乐园。希特勒描绘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恐怖和肉体威胁的方法，描绘他们以对无产阶级的挑衅的罪名来破坏或阻挠资产阶级会议的技术，描绘社会民主党颇覆工会运动，描绘议会各政党的纲领对社会各阶层都答应他们的每一项要求的时候，他是在叙述纳粹分子赖以夺取政权的方法，他庆幸自己已从对手那里学到了这种方法。他说犹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