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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友好的背景，盟国之间在政策上反复出现的一些冲突，在1944年的头几个月中不过象针刺那样令人烦恼，有时几乎使人愤怒，但仅仅如此而已。大同盟已失去初期的某些光辉，但是完全失望的局面则要到1946年和1947年才出现。
除了影响盟国之间和睦的各种局部冲突外，还存在着一个总的问题：战后世界的政治地理和性质将会是怎样？美国和俄国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是截然相反的，英国则采取了中间的立场。
美国政府和大多数美国人民指望建立一个世界组织，其中的会员国将接受民主自治的原则，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根据这个愿望，美国政府认为有理由在欧洲拒绝参加不合时代精神的争权夺利，而这种争夺看来已在英苏之间开始了。一般说来，美国政府试图把边界和政体等问题拖到战后再决定。罗斯福和赫尔希望，届时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将起作用，从而大大改变国际关系，用法律和多数表决的办法来代替传统的强权政治那种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气氛中，他们希望并相信，波兰、意大利和其他地区的具体问题将会在满足了对国家安全、自由和正义的一切合理要求之后迎刃而解。
1944年上半年，有许多特殊因素影响了美国的政策，其中之一是罗斯福的健康问题。总统自1943年12月从德黑兰回国，到1944年5月间，患了慢性呼吸道感染，身体变得十分虚弱。4月里，他只得离开华盛顿，准备长期休养。在此期间，总统处理日常事务的进度放慢了，他的下属有时发现很难从他那里得到明确的指示。
1944年是大选年，这也妨碍了美国的外交活动。象美籍意大利人和美籍波兰人这些选民团体，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均势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罗斯福认为，他不能很冒昧地得罪他们。美国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改组意大利政府，这一举动至少部分是想讨好意大利血统的美国选民。关于波兰问题，避免麻烦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在1944年11月大选结束之前，不采取任何行动，并设法缩小已产生的问题，推迟作出任何可能失去人心的决定。
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罗斯福坚信，美国舆论不会永远支持参与欧洲事务。他估计，战后会出现1918年以后产生的那种反应，并认为，如果美国政府想积极参与解决战后欧洲的政治问题，这种政策会在战后第一次大选中遭到反对，而且可能还会影响到美国参加任何新的国际组织的问题。因此，采取一个适中的政策，即把所有希望寄托于一个更有效的国际联盟式的组织，并与主要盟国继续保持合作，这似乎是比较明智的办法，更有利于美国继续参与国际事务，更不易引起公众的反感。波兰和巴尔干那样的地区距离美国毕竟似乎还是很远的。
最后一点，在战争年代里，美国的外交工作已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国务院来抓。罗斯福本人，在他的那些如霍普金斯那样的心腹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协助下，同美国的盟国进行主要谈判。德黑兰会议以后，霍普金斯患病，甚至在他恢复健康以后，大致有一年的时间，他失去了总统的信任。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把主要精力放在太平洋战略上，原则上避开战后的政治问题。国务卿赫尔也在生病，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医院里。他的下属不能日常同总统接触，因而根本无法使他听取他们的意见。由于没有来自政府最高领导的指示，他们很难推行任何积极的政策，即使他们想这样做，也很难办到。但实际上，他们往往并不想这样做。美国外交人员在战前所怀有的那种想法基本上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袖手旁观，批评其他国家的行为，以及在处理或建议一项行动时犹豫不决，这些都可以用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来加以辩解。一个大国执行积极的外交政策时，负有行政上的责任，而对那些完全不习惯于担负这种责任的人来说，最自然、最简便的办法就是保持消极，等待着实际上很少会下达的指示。
因此，在1944年的头几个月里，罗斯福周围执行美国战时外交政策的那些人，一般都对欧洲政治问题不感兴趣，或者由于人选不合适，或者因病不能全日工作，而且也没有一个机构或一套班子可以来接替他们。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财政部长摩根索突然参与国际事务，这表明在战争快要结束时，总统周围人手不足。在1944年大约有十个月光景，罗斯福没有一个亲信的顾问认真研究战后的特殊政治问题。而罗斯福有这样一种脾气：喜欢依靠自己的心腹来促使他下决心解决困难的问题，否则，他总是听其自然，大约指望船到桥头自会直。
从1942年年初起，美国政府曾反复声明这样的原则，即在战争结束之前，对战后边界或政体问题不作任何最后决定。这种认为欧洲在政治上可以保持真空状态的理论表面上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但是这一原则却能使美国官员经常回避作出决定。他们能聊以自慰的是：一切都是暂时的，在和平会议上，一切都会重新受到审议，既成的事实可以取消，自由民主的思想还会占上风的。上文所述的其他因素造成了美国政府内部犹豫不决的态度，而这个原则却支持了这种态度，仿佛这是有道理的。
1944年上半年。俄国政策的目的比美国政府的要具体得多。在这段时期中，俄国政府在处理事务方面从来不象美国那样明显地犹豫不决或消极被动。看来有理由设想，斯大林心目中的主要目标是：俄国无论如何要设法保卫自己，不再受德国在1914年和1941年发动的那种袭击。他深信，如果不采取预防性措施，德国的势力将在一代人的时间中复活，再次威胁到苏联的安全，正如1918年德国被击败后重新恢复过来那样。斯大林对德国的军威、人民的活力、技能和纪律性有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怀疑德国的民族性有改变的可能，或是在德国土地上有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可能。1944年8月，他向波兰总理米科拉伊奇克说：“要使一个德国人接受共产主义就象是把一具鞍子放在母牛身上。”
因此，斯大林把这个问题看得很简单。必须使德国在军事上处于软弱的地位，而苏联则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使未来的德国政府永远休想重启战端。要达到这个目的，看来必须做两件事。第一，在位于德国和俄国之间的国家内，要建立亲苏的政府，将来俄国同德国发生任何纠纷时，可以指望它们和俄国站在一起。第二，要同英美保持相当友好的关系，使它们不可能站在德国一边来反对苏联。
当然，斯大林不一定这样想。或许他仍然希望，作为战争的后果，欧洲会发生共产主义革命。但是他在1944年的所作所为并不表明他认为可能爆发革命，也不表明他将用俄国的实力来煽动革命，从而冒同西方决裂的危险。总的说来，似乎可以断言，斯大林是坚守着布尔什维克的信仰的，不过他把它应用于遥远的将来，那时也许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已为革命铺平了道路，而苏联也有充分的时间从战争的损失中恢复过来。等待客观条件成熟再发动革命，这本来就是纯粹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中最纯粹的学说。同时，俄国政府庇护着一批来自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流亡者，象列宁在1917年那样，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就去接过本国共产党的领导权。
尽管人们对于斯大林对欧洲革命的态度有种种怀疑，但对于他的领土要求却是毫无疑问的。在战争时期，他一直声称，他于1939年和1940年从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并吞的土地是永远合法地属于他的，并声称，1940年并入苏联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国已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要增强俄国在西线的军事安全，无疑是促使斯大林采取这一立场的重要原因。威望是另一个因素。斯大林只不过重申俄国对某些领土的主权，那些地区历来承认沙皇的统治，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革命力量还弱小的时候，被别的国家夺去了。此外，斯大林对战前波兰东部几个省提出领土要求，很可能是由于他意识到，有必要安抚一下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民族情绪。至少，他是这样说的。鉴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乌克兰和大俄罗斯之间存在的相当微妙的关系，斯大林说的或许倒是老实话。
对于斯大林的政治纲领来说，不幸的是，他在东欧的目标和他同英、美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两者之间有着潜在的矛盾。美国在1940年和1942年对斯大林并吞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