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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作出的一些决定中有一个是关于他指挥下的空军地位问题。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都坚持，空军的全部打击力量应由这次进攻的最高统帅来指挥。可是，丘吉尔和英国皇家空军的某些高级将领却认为，战略轰炸比任何直接的支援地面部队的任务更为重要。他们认为，如果重轰炸机由艾森豪威尔指挥的话，几乎可以肯定，这些飞机将被滥用。经过长期讨论后，到4月才达成了协议。艾森豪威尔在细节上作了让步，而在要点上则取得了胜利。于是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从4月起直到诺曼底登陆的“紧急时期”结束时为止，一直指挥着英美两国的战略空军。但是，艾森豪威尔的命令必须通过早已成立的轰炸机指挥部的渠道来下达，而如果没有接到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正式命令，轰炸机指挥部有权自由调动它的部队，来进行它所决定的战略轰炸。
在地面部队的指挥系统方面，也出现了类似问题。在卡萨布兰卡，曾经达成这样一项尝试性的协议：进攻法国的盟军最高统帅将由三位负责指挥海陆空军的副司令官予以协助。自从第八集团军冲破马雷特防线，进入突尼斯的日子开始，地中海战区就一直实行这一制度。英国认为应当再次采用这种方式，就是说按照各国人员交替担任各级司令官的原则，他们争辩说，这三位副司令应当是英国人。就海空军指挥权而论，这项建议对美国说来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们不愿让英国人指挥地面部队，因为在最初阶段的战斗结束后，地面部队主要将是美国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持续很久，错综复杂地牵涉到民族感情、个人之间的倾轧以及行政原则。最后达成了一项基本上是勉强的妥协。蒙哥马利在最初时期被任命为地面部队的司令官，英美军队将以大致相等的兵力战斗在比较狭隘的战线上。同时双方达成默契：一俟盟军牢牢地控制住滩头堡后，就将另外设立一个美国陆军司令部，直接归艾森豪威尔指挥。那时，蒙哥马利的职权将局限于战线的一部分战区。可是，在一个战役还在进行期间，这样的变动确实是微妙的，因为蒙哥马利地位的变动容易被理解为降级，而在一些地区确实产生了这样的误解。
纵然在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次要争端后面存在着国与国之间的对立，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却能够在两国的基础上把工作搞得非常顺利。在平衡英美参谋人员的人数方面，艾森豪威尔有条不紊地作出了努力，使得在正常情况下，美国人总有一位英国助手，反之亦然。当考虑到有关登陆计划和准备工作的无数技术问题时，民族的私心几乎消失了。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参谋们能够在内部发扬一种集体精神，来应付英美两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所有争端，这些争端在1944年使两国政府的关系变得不太和睦。这种出色的事迹至少部分应归功于艾森豪威尔将军本人的坚定、老练和以身作则等有益的影响。
艾森豪威尔觉得自己在一些政治问题上，特别在如何对待法国和戴高乐的问题上，同本国政府有争执，同时在军事和战略问题上，又同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有分歧。说来奇怪，这些情况不但不妨害，反而有助于他的盟军统帅地位。由于上述情况所造成的争论和电报通讯上的紊乱，势必干扰了艾森豪威尔所负责的军事计划和备战工作，同时又由于他在某些问题上与本国和英国政府的意见不一，反而给他造成了一个超国家的地位，如果他一直顺从某一方的话，那就不可能取得这种地位。
在艾森豪威尔担任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统帅的头几个月期间，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对“霸王”行动基本计划的正确性仍然抱着一些怀疑。他们仍然害怕盟军可能会从诺曼底海滩溃退。丘吉尔仍旧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认为合理的战略应该使进攻法国北部的行动成为在德国即将崩溃时才发动的最后一击。另一方面，美国人则一如既往地相信，使用压倒优势的兵力来进攻，乃是粉碎德国残余作战力量的最快、最合算的办法。
看来，艾森豪威尔、马歇尔和罗斯福从未充分理解英国的观点，这主要是因为丘吉尔从1943年5月以来，一直认为必须在口头上同意美国的“霸王”计划，但在行动上却一步步地设法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德黑兰会议六个月后，事情发展到严重关头。丘吉尔看到“霸王”计划（美国的“霸王”计划）正在不可抗拒地形成。但是，他感到这个计划发展得太快了。原来他判断，胜利的先决条件是德国陷入绝望的处境，而这种局势尚未出现。在1944年头几个月里，由于丘吉尔意识到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迫，他与美国的关系开始变得十分紧张，而美国对于他的权术和他提出的异议一概置之不理，仍然我行我素。这使得丘吉尔认为，美国人在冒不可挽救的危险。但是美国人却粗鲁地漠视丘吉尔的主张，认为他的论点是出于政治动机，因而在军事上是毫不足道的。
到5月间，丘吉尔开始改变对“霸王”计划的看法。那时，丘吉尔参加了一次正式会议，这次会上十分详细地说明了最后确定的计划，他于5月15日从心底里说：“各位，我对这一事业的信心增强了。”到5月底的时候，看来形势更为有利。意大利的德军正在溃逃，俄国军队在他们的北部战线不断推进，而这次进攻的准备工作规模又很大，给人深刻的印象，这似乎可以使人们安心，即使不成功，至少不至于遭到惨败。
丘吉尔对“霸王”计划成功的信心日益增长，虽然这并未使他放弃自己的地中海计划和希望，但确实使这些计划和希望具有了不同的基础。当胜利在望时，战后欧洲政治安排的问题就变得日益迫切了。防止俄国势力和共产主义革命向欧洲大陆每个角落渗入的最好办法，是在有争执的和危险的地区迅速安插英美军队。丘吉尔的动机由先军事后政治改变为先政治后军事了。丘吉尔早先主张向多瑙河流域进军，主要是由于军事原因。现在他认为，这种行动在政治意义上也是同样或者更为必要的。
但是美国人对这种议论无动于衷。事实上，他们公然表示怀疑并坚持要把军事和其他各种因素严格地区分开来。他们完全准备放弃丘吉尔所设想的可能得到的政治利益，认为这些基本上是幻想。难道战后世界将不是由民主、独立、自由和爱好和平的国家，团结在盟国大国的领导之下，建成一个和平的、和睦的总体吗？美国人相信斯大林的善意，而对丘吉尔想要改变他们既定战略所表示的不耐烦，至少有一次曾使英国首相伤心落泪。
虽然由于英美两国在战略上的分歧和争论，艾森豪威尔发觉自己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但是诺曼底进攻的准备工作还是顺利和迅速地进行着。4月8日，艾森豪威尔通知俄国人，开始进攻日期将定于6月1日的前几天或后几天。三星期之后，俄国人给予答复，保证他们大约将在同一时间发动攻势。直到5月8日，才正式选定6月5日为登陆开始日，因为那时海潮和月光将适宜于预定的进攻。
象所有两栖作战一样，气候具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巨浪会妨碍甚至阻止登陆艇顺利地冲上诲滩。当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在发布正式进攻命令之前，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高级将领一起聚集在朴次茅斯观察气候。这是一个戏剧性的时刻。最后决定权完全直接掌握在艾森豪威尔手中。由于现代战争的许多工作，如有效地指挥作战，是通过参谋和较低级司令官广泛地分工进行的，因此最高统帅的个人作用仅仅成为一种象征。可是就这次战役而言，却是真正由个人指挥的。千百万人和许多国家的命运都有赖于艾森豪威尔的决定。天气预报并不理想。6月3日晚上，艾森豪威尔发布了至少要延迟二十四小时的命令。已经出海的船只只得返回，由于事前已估计到有推迟的可能，所以没有发生不可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