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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卿赫尔在回到华盛顿后应邀在美国参、众两院的一次联席会议上致词。他抱着十足的乐观主义态度说道：
……苏联、英国、美国和中国已为战后世界的合作奠定了基础，这种合作的目的在于使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不论大小，都能在和平与安全中生存，都能维护文明生活的各种自由与各种权利，并享受多方面的机会和便利以取得经济、社会和精神进步。在目前的大战中以及在战胜轴心国以后的和平时期，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重要国家象我们这样休戚与共了。
艾登在对会议的成就作估价时调子较低，但仍不失为乐观。他在1943年11月11日向下议院作的一次讲演中说道：
让我在一开始就说明一下，会议的结果超出了我的希望。随着我们工作的进行，信任感增强了，而这似乎又转过来加速了工作的进展。……我一点儿也不想假装说我们在所有的问题上意见都一致了。那倒真的是世界永远幸福了，可我们目前离那一步还远着呢。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彼此的观点……而当我们飞越斯大林格勒时，我不禁这样想：经历了这一切灾难之后，难道我们还不能在一起把世界好好安排一下，使这些彻底毁坏的城市得以再生，而从此这些城市将在持久的和平中永葆青春？
俄国人也以满意的心情欢呼会议所取得的成就。斯大林在1943年11月6日莫斯科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二十六周年的讲话中说：
盟国战胜共同敌人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而盟国间的关系、盟国军队的战斗团结，不但远远没有削弱，而且正同敌人的期望相反，变得越来越巩固和持久了。
最近报上发表的苏、英、美三国代表莫斯科会议的各项历史性决议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大盟国的报纸都突出地报道了莫斯科会议的消息，一致赞扬会议的结果。美国报纸普遍地把四国宣言作为会议最重要的决定；英国报纸喜欢强调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价值，把它看作是解决争端、达成共同决议的工具；俄国报纸最强调的是：莫斯科会议的决议将产生军事上的影响。
强调的重点不同，反映了三国政府态度的不同，但分歧毕竟是微小的。在这三个国家里，公报及附带文件的每一部分都被看成是对盟国间合作关系和获得战争胜利的有价值的贡献。盟国间的友好热诚从未达到这样的高度。美国方面的感情看来已肯定甘心于继续参与世界事务了。特别是美国尽管过去从来不愿意，现在似乎也乐意参加一个国际组织了。英国的反应虽然也是乐观的，但自然要沉着得多；而在俄国呢，对西方盟国的热情已渗透到普通老百姓中间去了，或者说至少已渗透到了西方报纸记者曾与之谈话的那些老百姓中间去了。
罗斯福长期以来向斯大林的献媚求爱似乎正在取得进展。下一步得安排一次三个首脑的会晤了，而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即在于为这样一次会晤打好基础。事实证明外长们的工作卓有成效，就在外长会议结束后还不到一个月，三巨头在德黑兰会晤了。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两年中，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的定期会晤成了维持英美合作关系的支柱之一。长时间以来，罗斯福总想把斯大林拉到英美圈子中来，并曾竭力怂恿这位苏联独裁者离开他的首都外出举行会晤。但是斯大林不愿失去同前线司令官们的电话联系，而罗斯福呢，由于考虑到威望和便利，又不愿跑到俄国去。1943年9月8日，斯大林提议三国政府首脑在当时已驻有三国地面部队的波斯举行会晤。丘吉尔是愿意去德黑兰赴会的，可是罗斯福不愿意，于是谈判拖了好几个星期，直到11月10日或那天前不久，罗斯福才让步，同意去波斯首都。
由于总统想把蒋介石和中国人拉来同俄国人一起开会，罗斯福同斯大林进行的长期谈判进一步复杂化了。斯大林在同意举行德黑兰会晤时提出的条件之一便是所有其他盟国的代表必须“绝对地被排除在外”，当然，这儿指的是中国。罗斯福这才不得不分别举行两个会议，一次是从11月22日到26日同英、中举行的开罗会议（代号“六分仪”），第二次是从11月28日到12月1日同英、苏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代号“优里卡”）。在德黑兰会议后，为了处理一些未了结的事情，从12月3日至6日，又在开罗安排了第三次会议。
尽管大家各怀异志，尽管在开罗和德黑兰两会议安排停当前进行了讨价还价，罗斯福还是以“小伙子般的热情”踏上了旅途。大战期间，没有一次国际会议象这次会议那样朝气蓬勃，充满着青春的热情，尽管斯大林和丘吉尔两人实际上都不象罗斯福那样相信只要有了善意和个人间的友好接触就会万事大吉。不过他们两人仍以为会晤是值得一试的。于是，各国代表团对第一次共同会议怀着很大的、然而又是各不相同的希望动身了。
美国人来参加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时，思想上着重考虑三件事情：罗斯福给自己提出的最重要的目标是要同斯大林就战后合作问题达成牢固的谅解。此外，美国的参谋长们决意要捍卫那一年早些时候作出的两个基本的战略决策：在对德作战方面，他们希望在1944年5月发动一次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大规模进攻；在对日作战方面，他们坚持要在对日本本土实施攻击前实行一种旨在围攻香港的大规模的钳形合围。
在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实行战略指导的太平洋地区，没有特别的困难。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进展都是缓慢的；麦克阿瑟将军同美国海军当局的关系也不是始终融洽的，但是这些都是美国自身的问题，在同英国或中国打交道时，关系不大。困难的是缅甸。根据卡萨布兰卡会议、“三叉戟会议”和“象限会议”的决议，北缅应予收复，以重新打通与中国的陆路联系。为此，调拨了美国空军和物资用于缅甸战役，但地面战斗则要由英国和中国的军队来进行。地形、气候和交通联络方面有很大的困难，另外还有个人的倾轧和党派之争。结果，直到开罗会议时，缅甸局势仍然只有很小的或者根本没有什么进展。日本人仍占有几乎整个缅甸，中国和西方世界的联系，除空运这一途径外，仍被日本人所切断。这样的局势使美国军界领袖深感不安，因为他们在计划对日总战略时是基于缅甸将在1943年度内予以扫清这一假设的，他们希望一旦同中国的陆路联系恢复，就能装备并训练一支强大的中国陆军，使之在最后打垮日本时起到重要的作用。
对于他们的缅甸计划的失败，美国人的反应是更为强烈地坚持1943年没有完成的事应在1944年进行。他们怀疑英国人对这个战场不太热心，而由于丘吉尔曾十分明白地表示英国最高统帅部不赞成整个计划，只是迫于美国方面的压力才同意的，美国人的疑虑就更大了。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开始考虑战胜日本的其他办法。随着船厂不断生产新舰，美国太平洋舰队在1943年迅速扩大。1943年11月20日，就在开罗会议开幕之前，美军进攻吉尔伯特群岛中的塔拉瓦环礁和马金环礁，五天后，日本人停止了抵抗，当然，经过了一场激烈的代价很大的战斗。
这个军事行动的意义远比占领区区数英亩的珊瑚礁所显示的来得重大。美国海军第一次能在远离基地数千英里的地方送上登陆部队并为他们提供海空掩护。当时，已有足够数量的舰载飞机来取代岸基飞机的空中掩护，而这种岸基空中掩护在太平洋战争的头两年里曾被认为是成功地进行两栖攻击所必不可少的。登陆艇、供应舰以及为一支配备均衡舰队所必需的各种各样的战船顺利地驶过本无航路的大海，袭击日本帝国在太平洋上的环形防线。
这样就展开了一些十分新的可能性。现在有可能大踏步前进了，在新占领的岛屿上夺取或兴建简易机场之前，可以由入侵舰队本身不断提供空中掩护，而不必老是再受岸基战斗机有效航程的束缚，慢吞吞地从一岛到另一岛，从一港到另一港，每次只能前进一百英里左右。这种机动性提供了穿过中太平洋而极为迅速地接近日本主岛的可能性，此外，这也证明了在对日作战中海军能起压倒一切的作用。看来完全有理由推断，一旦接近日本本土的一些岛屿基地被攻占，海空力量就能切断日本的海上交通，甚至在开始进攻日本本土之前，使日本的作战能力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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