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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购单位之间介绍了公平分配这些物资的一套办法。这些联合委员会的活动都朝着这个方向扩展，反映出的事实是它们各自的政府基本上已经把它们从军事生产的控制中解除出来了；另一事实是1943年间民用物资的短缺现象几乎第一次在美国变得明显起来。为了避免严重的反应，早先为指导军事生产而发展起来的那种计划和事先考虑，现在转而为品种日益增长的民用纺织品生产所需要。通常，这些联合委员会只有顾问权。即使在书面上他们的权力是采用命令式的，实际上并不使用这种权力。
当解放区和占领区的战后救济计划和经济工作的管理计划成为现实时，这些联合委员会就有新的任务要干。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1943年11月9日成立时，就决定该署为解放区申请提供物资。首先向这些联合委员会提出，由它们决定可能取得的供应数量和来源。因为不管怎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大部分的活动在1945年和1946年方始展开，所以，对盟国在救济工作范围方面的合作计划和活动的考虑，看来最好放到以后再谈。
1943年在盟国间经济合作范围内的中心现象，是美国优势的不断增长。不仅英国，甚至俄国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美国的产品。这种国际分工的结果，毫无疑问加强了联盟的联合军事力量，这是合情合理的。然而，经济的依赖和半依赖同时带来了政治的和其他的后果，这又是英国和俄国所不能完全同意的。但是，只要这三个国家凌驾一切的政治目的是相同的——打败希特勒——这些潜在的困难就不会公开显示出来，的确，经济合作相反加强了政治和军事联盟。
1942年11月8日清晨，当美国和英国的军队开始在阿尔及尔、奥兰和卡萨布兰卡附近登陆，他们闯进了一个复杂的军事和政治的场所。联军进攻中立地带，名义上是防止德国人占领。从最好的方面考虑，盟国希望法国人积极支持他们，并且希望联军能够向东挺进，不穿越突尼斯而进入利比亚，那里的德国非洲兵团的残部将被从埃及向西攻击的英国第八集团军以及从法属北非推进的新部队所击溃。从最坏方面着想，盟军担心法国人会顽强地抵抗，直至军事失败后才放下武器。这种情况不仅会使远征军在作战中，而且也在战后造成极度紧张，因为面对绷着脸的法国人的忿恨和土人的骚扰，治理北非将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那些制订“火炬”计划的人也非常害怕德国人从西班牙和西属摩洛哥发动进攻；大多数美国军队最初部署在西属摩洛哥边境附近，就是为了防御这种危险。
法国人的情况是一片混乱。在心里觉得纳粹比盟国好的法国人是非常少的；但是进攻的是盟国，维希的贝当政府——北非的军队和行政当局承认它是统治法属北非的合法政权——就立即斥责盟国入侵，并指令当地法国官长抵抗到底。
盟国希望亨利·吉罗将军以他个人的权力和威望能够争取北非的军政领导官员们站到他们这一边来。计划是他应在入侵前不久到达阿尔及尔，推动已经承认他领导的那些共谋者，等盟军一登陆，立即发表文告欢迎盟军，并指令所有法国当局支持和协助盟军向突尼斯推进。由于吉罗11月5日午夜才离开法国，直到11月7日下午才到达直布罗陀，只有采取最顺利而最迅速的行动才能使他及时抵达阿尔及尔。
其所以没有达到必要的速度，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吉罗和盟国之间没有达成确定的协议。吉罗到达直布罗陀时还在酝酿他的法国和北非起义计划，这次起义将会得到美国人帮助。他指望能指挥这次起义并指挥那些可能被指定去支援起义的美国部队。他知道美国人对于把美军置于他的指挥之下是有一些保留的。他也知道美国人不同意他在法国南部的作战计划。但是在吉罗眼里，这两点对整个事业说来是非常重要的。他有责任使美国人信服；假如他们不同意，那末他觉得他就只好全部作罢了。
当吉罗把这些要求向艾森豪威尔将军提出来时（艾森毫威尔已经把直布罗陀接收过来作为这次进攻的指挥所了），他得到的是一口拒绝。吉罗感觉到美国人把“进攻开始日”的日期隐瞒到最后一分钟才告诉他，对他早已谈不上什么坦率不坦率了。他感觉到自己正在被人利用，因而他拒绝与此事再发生任何关系。就在那天晚上，盟军已开始在各地登陆，而吉罗还远离现场，同时又对盟军怀着非常激愤的情绪。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同样地对吉罗感到非常愤怒，他们觉得他们的计划被一个不懂得现代战争的老头儿的愚蠢顽固给搞糟了。盟国原来的计划就这样全部失败。
北非的混乱情况也差不多。在阿尔及尔，那些由夏尔·马斯特将军领导的密谋者竟能在11月8日控制住阿尔及尔市区达几个小时；可是在盟军出现于阿尔及尔之前，达尔朗海军上将和阿尔方斯·朱安将军领导下的正式的当局又重新站住了脚，并逮捕了大部分密谋者，包括美国总领事罗伯特·墨菲在内，他也被关了几个小时。然而达尔朗和朱安都不想真正同盟国作战，所以他们的抵抗显得轻微而且松松垮垮。11月8日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停火谈判开始了，下午6时45分，朱安就向指挥登陆部队的美国将军投降，并交出阿尔及尔。在奥兰和卡萨布兰卡，法军的抵抗比较坚强，也比较持久，只是在进一步的谈判使政治形势大大改观之后，抵抗才宣告结束。
11月8日上午，吉罗在直布罗陀表示愿意就最高指挥权问题与艾森豪威尔妥协；而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方面，他们也急于要抚慰吉罗受了伤害的感情并取得他的合作。协议达成了，显而易见是在盟国和法国的军事司令部相互平等和彼此独立的基础上达成的。双方的合作可在上层由吉罗和艾森豪威尔之间协商建立；而下属部队则由在当地驻军多的一方进行指挥。同时艾森豪威尔还答应承认吉罗作为民政机构的首脑和驻北非法军部队的总司令。
就凭借这个协议，吉罗在第二天，即11月9日，飞往阿尔及尔。几小时后克拉克将军也跟着去了。他们一到那里就都发现当地军政形势与他们所预料的大不相同。主要的事实是：在法属北非的许多司令官，除了少数例外，都很不乐意承认吉罗将军的权力；而有些人还把他看成叛徒，或者说得再好至少也是犯上作乱的家伙。第二个几乎同样重要的事实是，维希政府的法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海军上将弗朗索瓦·达尔朗也在阿尔及尔，并凭着他所负的职责对北非的法国陆军和海军行使着合法的权力。
当吉罗发现他无力指挥北非的法国各部队的司令官时，他就退居到策划把他弄到非洲来的那一派成员之一的家里。他在那里沉思冥想，而他的支持者们则责怪他没有及时夺走达尔朗的指挥权。吉罗的处境确实非常为难，因为他也尊重贝当的合法权力，而正是这种尊重贝当的态度支配着大多数北非法国军官的行为；同时他不能轻易宽恕美国人迫使他到北非来采取行动而对他的计划又置之不理的那种做法。
与此同时，克拉克将军拼命想找到这样一个人，这个人要能够结束还在奥兰和卡萨布兰卡进行着的战争行动。克拉克的想法是，只要可能，就让法国人自己去处理他们的事务。首先，他需要在整个法属北非实行停战。其次，他需要法国人在他们自己人中间能达成一项协议，成立一个盟军总司令能够与之打交道的民政和军事的政权。假如可能，克拉克想让吉罗根据刚刚在直布罗陀达成的协议走马上任；不过，他对吉罗在军事或政治方面的判断力不敢恭维，而且遵照让法国人自己处理自己事务的原则，他倒很乐意和别的人打交道，假如法国的官员们也这样希望的话。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别的人只能是达尔朗了。
达尔朗的头脑里显然是矛盾重重，无所适从。11月8日，他同意德国提供飞机援助；而就在同一天的晚些时候，他又授权阿尔及尔投降。象其他法国官员一样，他渴望以贝当的名义行事；同时他不渴望在胜利者一方露面。到11月10日早晨他第一次会见克拉克时，他还是决不定该怎么办，不过，经过开始时的拒绝以后，最后他答应下令停止在整个北非的敌对行动。
在奥兰，当地的法军司令官于11月10日用电话把自己的意图通知了达尔朗以后就投降了，但他还未接到达尔朗下达的在北非全面停战的命令。当时法国的军事形势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