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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连同其所有工业、海、陆、空资源统统落入极权主义国家的三角联盟的控制之下，大西洋仍然可以作为一条足以护卫美国的宽大护城河吗？或者，除非把它的第一道防线设在英吉利海峡，或者甚至摆在马奇诺防线并以确保英国和法国的独立和民主能存在下去为己任，美国就不能有效地保卫自己抵挡住来自东方的进攻吗？或者，只要这两个西欧国家联合起来，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够保卫它们自己和它们的爱好和平的欧洲邻邦，从而附带地——不管愿意不愿意——给美国提供安全而根本无须美国自己采取任何行动吗？
“值得为英国而战吗？”在1939年提出这样的问题就会使美国人心中恼火。孤立主义者历来不喜欢卷入欧洲纠纷，理想主义者则一向讨厌“英帝国主义”。此时，又正值张伯伦和达拉第政府奉行取媚于侵略者而牺牲中国、埃塞俄比亚、捷克斯洛伐克和西班牙共和国的绥靖政策，他们的厌恶遂因不满和蔑视而更增强了。美国人对英法在慕尼黑搞外交投降的谴责确是出于真诚，尽管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看来，来自大西洋彼岸的那一份善意却是恶意。大多数美国人当时都没有想到，1920年美国的不参加国联盟约，乃是英法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面对重整旗鼓的德国而显得软弱无力的一个最大原因。他们没有认识到，由于美国对国联远而避之，它就在两个明显的方面削弱了西欧民主国家抵抗侵略的力量：一是美国不给予支持，这种支持本来会使力量对比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使侵略者根本就不敢萌生侵略的思想；二是英法即使想到要在没有美国的援助下奋起抵抗侵略者的任何打算，却由于捉摸不准中立的美国是否容许它们充分利用海上封锁——这是它们残缺不全的武器库中的最好武器——以对付共同敌人，因而感到左右为难。诚然，后来美国通过禁止美国船只驶入作战区域的法案后，英法便摆脱了上述困境。但即使如此，国会为保卫美国中立而坚持的这一法案，正如罗斯福总统在上引的讲话中和其他场合所指出的，在运用时可能会有利于侵略者。如果在美国人看来，抵抗侵略应该是英法的压倒一切的责任，而不应该把一种想象中的由绥靖而来的国家利益凌驾于其上，那末，英国或法国的对美国批评的答辩者就会提出反问：抵抗侵略难道不同样是美国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不同样是凌驾于美国自己所想象的由孤立而来的利益之上的责任吗？同一道德法则必然适用于两半球的同一人类；因此，如果因近邻才选拔英法作为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而应首先与德国交锋，那么根据同样选拔原则，就该首先派遣美国前去援华抗日了。英国人在1939年觉得不合情理的是，一个并不积极的美国的公民们，竟然批评英国在中国门户开放问题上对日本的容忍，而英国这时在欧洲却不得不认真考虑德国随时都有可能发动战争的前景。
再者，如果美国批评的矛头是针对英法统治阶级，指控那些寡头政治集团“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以致危害了他们自己的国家独立，玷污了自己的荣誉，只是为了要把他们那已经摇摇欲坠的阶级财富、特权和享受再维持若干年或若干个月，那就不妨予以反驳：他们确实不顾一切所力图保存的生活方式，就是在美国和西欧推崇为民主政治、个人主义和自由企业的这类事物，而在意大利、德国和苏联却贬之谓财阀民主统治和资本主义等，它们对西欧民主国家和美国的说法并无二致。美国的统治阶级做梦也没有想到，它自己的情况也需要它牺牲享受，而这正是它谴责它的英法同类为了要赎买享受的不惜花费那么不光彩的代价，竟把一个弱小的民主国家付与虎狼。英国人一想到这些，就对美国的批评十分反感，因为这种批评丝毫也没有减轻业已深入美国人心中的对张伯伦政策的不信任感。在美国人看来，英国人如今正在犯着出卖集体安全事业的罪行，而这又正是英国指责美国人过去所犯的。再在考验来到时看一看英国的实际行动，过去它对美国孤立主义的责难现在就开始显得虚伪了。于是在某些美国人心中使产生了怀疑，认为英国过去真正感到痛惜的恐怕并不是美国拒绝支持国联——现在看来，英国人自己对国联也是漠不关心的——而是美国不肯把为英国利益效劳作为自己的任务罢了！
我们将会看到，美国和西欧民主国家之间的误解与气恼是多种多样的，对此，希特勒在1939年3月15日发动突然袭击的前夕是会估计到的。
英联邦有两处同西半球连结在一起，这就是隶属于联合王国的加拿大和加勒比海领地。它们都不包括在泛美组织成员国的政治协约之内，尽管它们位于美洲地理区域之内。这两条纽带都很重要，因为在1939年，加拿大是英联邦成员国中的第二号强国，而加勒比海的英国领地则处于战略地位，扼制着从旧世界通达巴拿马运河的大西洋入口。象泛美组织国家一样，英联邦的成员国在面临德国进攻的危险程度上也是各不相同的，不过这两个国家集团在地缘政治分布上的这种一般相似之处，却不象两个差别那样显著。这两个差别都对英联邦不利。首先，英联邦的梯形阵势要深得多，从德国火力圈外缘的美洲，一直延伸到处于德国进攻性武器近距离射程之内的前沿阵地，而那些进攻性武器目前又正在成倍地迅速增加。其次，在英联邦成员国中处于此种最危险地位的是联合王国——主要成员国，它的命运决定它的全体属地和伙伴的前途，而在西半球，美国较之巴西或加拿大距离德国的危险地点多少要远一些。事实上，西半球两个最缺少掩蔽的国家之一的加拿大，在英联邦中却是掩蔽得最好的国家，这是有鉴于联合王国位于它和德国之间，而强大无比的美国又与之并肩而立，不论是在太平洋之滨，或是在大西洋阵线。
以上所述是英联邦与西半球之间在1939年的相对不安全程度上的对比，若把英联邦当前战略地位的孱弱与溯自近半个世纪来的强大实力作一更为鲜明的对比，则其间的悬殊就更加明显。自1805年英国海军在特拉法尔加获胜以来的一百年中，英国占有断然无疑的海军力量的优势，足可压倒欧洲海上强国的任何可能联合起来的力量；自1814年迄十九世纪末，英国从未设想其前景会是面对一个在唯一侵略国的军事霸权统一之下的大陆。由于除英国自己外，十九世纪大陆欧洲的四五个互相猜忌的大国便是那时世界上仅有的强国了，因此当时英国用以环绕欧洲及其中东属地的海军力量包围圈，从北海和北大西洋通过地中海而达印度洋，实质上不仅为英国本土提供了万无一失的安全，而且还保障了英帝国的世界各地。然而此种令人羡慕的事态只是一些幸运情况偶尔结合的成果，因而不能寄以持久的希望；所以到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英帝国的一时安全就在几方面遭到严重的损害。
首先，现代技术的进步及其在军备上的应用已使两种新武器发挥作用，那就是潜艇和飞机。这在英国同一个大陆强国进行的任何实力较量中，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英国的岛国安全地位和海面舰只优势这两项长处。潜艇对英国的威胁已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将会看到来自空中的威胁。
其次，为侵略目的而用暴力结合起来的大陆威胁——因拿破仑覆灭而一度匿迹的一场恶梦——随着德意志帝国的掘起而复苏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已经显示出它的实力，那时已需团结全世界其余国家的共同力量才能制止它征服世界的野心。到了1939年，德国处在一个同普鲁士传统相形之下几乎显得是人道的政权统治之下，却更象凶神恶煞似地决心要于一场新的侵略行径了。
第三，欧洲大陆——不论它是否仍然注定是群雄角逐的场地或是由一个具有超级力量的强国独放光芒的所在——已不再是世界上除英伦三岛外唯一存在着列强的地方了。当十九世纪尚未告终时，美国和日本都已各自取得世界强国的地位，这部分要感谢英国海军力量在十九世纪自动提供的保护。此种保护作为保卫英国利益的副产品，囊括大陆以外的世界各地，反对除英帝国本身而外的一切潜在侵略者。那两个在环绕大陆欧洲的英国海军包围圈以外的新兴强国，却在后方挑起了英帝国十九世纪的防务。
英国政策对这一新挑战作出的第一个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