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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教会任命了一个“管理员”，即卢茨克和科威尔那个自封的大主教波利卡普·西科尔斯基，以及在基辅、日托米尔、波尔塔瓦、基洛夫格勒、卢勃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比亚瓦…采尔珂夫分别任命了主教。可是，德军并没有发布过正式的宗教自由的通告，虽然情况已经很清楚，这件事不能再搁置下去了。因此，1942年5月8日在元首总部召开了一个研究宗教问题的会议，在应由罗森贝格还是应由科赫采取下一个步骤的问题上展开了某种辩论后，决定最好还是由科赫采取主动行动好。因此，6月间，这个德国专员就发布命令，调整乌克兰的宗教活动。可是，并没有正式宣布德国允许信仰自由的决议，而宗教自由的法令到头来只是采取了秘密指示的形式，指示科赫不要去干涉教会的重行开放、教士的授职，以及宗教仪式的举行。德国人以这种不适当的、鬼鬼祟祟的方式来处理宗教问题，使他们失去了一个利用形势进行宣传的宝贵机会，因此等到斯大林以他在战时所作出的最敏锐的宣传攻势之一于1943年9月恢复了莫斯科大主教的职位时，德国人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来进行迅速的回击。
到了1942年夏季，罗森贝格和科赫之间的意见分歧已是如此明显，以致必须由元首总部来作出裁决了。这时科赫说来，倒是一个吉兆，因为他在奉承希特勒方面的本领显然比罗森贝格高明得多。此外，科赫还有博尔曼这个坐探，后者这时掌管着元首总部，而且同罗森贝格始终不友好。结果是博尔曼听从了科赫的话，于1942年7月给那位德国部长发出了指示，其蛮横和挖苦的语气，读起来好象是对科赫本人政策的一篇讽刺文，不过，作为对罗森贝格的一种安抚，希特勒同时颁布了一项法令，使后者成为（不论这项任命是真是假）“有关前苏联领土上各个民族的政策问题的德国政府全权代表”。
罗森贝格摸清了元首总部的风向以后，这时决定（他如此宣称）假装遵照新指示办事来满足博尔曼和希特勒的要求。不过他并没有放弃这样一种希望，即他自己那些更有见识的意见可能最后还会得势，同时因为他决定要遏制科赫，于是集中力量使这个德国专员和他那些同伙更难接近希特勒。事实上，德国专员辖区的那些“下级机构”已于1942年8月21日奉令往后不得再直接向元首递送报告了。
这个禁令的作用只能使柏林和鲁夫内的关系更趋恶化。科赫对于这时强加于他的种种限制感到十分痛苦，便于1942年9月愤慨地要求罗森贝格，“或者在乌克兰的行政管理问题上不再考虑到有一个德国专员，”并相应地通知他本人，或者“向东方事务部发布命令，从今以后保证＇他＇恰如其分地参预有关乌克兰的一切问题”。（这一番话出自科赫之口，多少有点令人觉得可笑，因为他已有相当时期力图断绝他同东方事务部的关系，并禁止他的下属在乌克兰接待罗森贝格派来的官员或者在他们去柏林时到那个部里去。）一个月后，政治司的勃劳蒂加姆写了一个备忘录来进行反击，他扼要地重述了乌克兰长期完不成任务的记录，并且暗示现在应该“以一个有名望而在政治上又有充分资格的人才来主持这个德国专员辖区”了。
罗森贝格方面的下一步行动是坚决主张可以仔细检查科赫建议颁布的所有法令——这个做法的结果是，他把后者颁布的几乎每一项重要法令不是加以废除就是作了修改。10月20日，这个德国专员发布了一道命令，关闭乌克兰的所有职业学校，理由是德国境内的职业学校都早已关闭了。1943年2月23日，罗森贝格作出了答复，他颁布了一道法令，撤销科赫的命令，在德国专员辖区内重新开办职业学校和许多其他学术中心。最后，在1943年3月13日，当罗森贝格下令收回科赫那道鼓励其下属无情地搜罗春耕所需的劳动力和完成绍克尔的招工计划的通令时，双方之间的紧张程度到了破裂的地步。对此，科赫于3月16日写了一份又长又激烈的备忘录作为答复。这份备忘录在细述了他力图同罗森贝格及东方事务部合作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重重困难之后，声称他已无法在乌克兰继续工作，并说他的职务既然受到如此的“侵犯”，“只有元首才能加以恢复了”。这个备忘录的一份副本送交给了博尔曼，同时科赫亲自去晋见希特勒。结果是这个德国专员和那个德国部长两人都应召到德国总理府去。一场“冲突当着希特勒的面展开了”，但是科赫显然获得了胜利。罗森贝格只能以请求解除他的职务来进行反击。
从那时起，罗森贝格就不但得同科赫的恶意和干扰斗，还得同希特勒的种种成见斗。此外，他在纳粹统治集团里又没有一个同盟者，因为在可以对元首施加影响的其他领导人中，如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没有一个是准备支持他的。因此，他只得独自去恳求希特勒，而希特勒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憎恨一向是同他的反犹太主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反东方、反斯拉夫‘劣等人种’的变态心理了”。希特勒除了对一切斯拉夫事物怀有根深蒂固的憎恨外，还始终不肯放弃那个要在东方建立一个殖民帝国的梦想。这是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已经向一个表示怀疑的世界表明过了的。他认为这样一个帝国必须通过在战场上打垮苏联军队，而不是通过在被征服的领土上以给予独立的诺言来迷惑民众才能建立起来的。如果说东方民族在他的盘算中还占有任何地位的话，那也不过是他的残酷剥削政策的对象而已，就象科赫力图在乌克兰推行的那个政策一样。因此，科赫可以大肆吹嘘说，他的方案是以元首的愿望为根据的，而元首对这个德国专员的信任也始终未曾减弱过，这在后来德军从东方的撤退达到高峰时，又要科赫去管理奥斯兰的工农业资产的“开发”和转移工作上就得到了证明。希特勒就这样以其特有的执拗态度，拒不听取人们对科赫的批评，而且对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和其他人等力图向他提出的有关制订一个比较开明的东方政策的种种建议也同样充耳不闻。
因此，希特勒不是设法解决罗森贝格和科赫之间的分歧，而是满足于把这个问题交给博尔曼和拉默斯两人设法去解决。1943年4月初，当罗森贝格就臭名昭著的楚曼事件以报告形式对科赫的作法提出一项近似定罪的控告状时，希特勒并没有试图对此事进行调查，只是平心静气地同意了科赫所提供的解释。接着在6月里，当罗森贝格视察乌克兰时，希特勒发出了一道命令，指示这个德国部长在东方占领区方面仅限于处理一些“基本原则”的问题，而不要对“行政方面的细节问题”过问得太多——这种新的奚落的直接结果是使罗森贝格和科赫为了一纸宣言而发生了一场争吵。这个宣言是罗森贝格于6月3日发表的，规定东方占领区的农民对于根据1942年2月的“新土地法规”所得到的土地，都拥有正式的所有权。
11月，罗森贝格最后一次到元首总部去，此后他就只能通过博尔曼或拉默斯同希特勒通信了。同时，他认为委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到政治司工作，或许对情况有所帮助，于是用党卫队头子戈特利布·贝格尔取代了那个忠心耿耿的莱布兰特。可是，贝格尔显然既无力影响科赫，也无意去同科赫较量，他宁愿利用他的新职位在党卫队总部里建立一个影子东方事务部，因为他的主要兴趣还是在于党卫队总部。这样，罗森贝格除了亲自向希特勒恳求恢复他那日见缩小的权力外，终于别无他法了。他于是在1944年10月12日写了一封信，请求元首或者使他那个部在东方具有名实相符的权力，或者就非常坦率地告诉他，不再需要他效劳出力了。他随信附了他所提出的一个方案（希特勒对这个方案显然完全置之不理），建议德国政府正式承认附属于他那个部的那些“民族委员会”，以便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东方各族人民的支持。
可是，这时苏联军队正在逐渐迫近德国边境，科赫也已经离开鲁夫内去鼓动东普鲁士的老人和小孩，要他们加入人民冲锋队去作最后抵抗了。在沃林和加利西亚地区，乌克兰独立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联盟和乌克兰起义军同时在跟德军和俄军作殊死战。至于别的地方，随着德国武装部队的劫掠民政机构，随着乌克兰民团的开小差、洗劫并射击任何胆敢干涉他们行动的德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