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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预期的结果。大批战俘仍然遭到囚禁。粮食供应情况更形恶化。镇压爱国人士的初步措施已经付诸实施，德国士兵起初装得遵守纪律，彬彬有礼，这时又故态复萌了。接着，早在1940年9月，德国人犯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要求正式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些活动分子的名誉。这一要求，以及他们任命一些公开的卖国贼担任政府中的要职并控制一切宣传机构，都使比利时人醒悟过来，认识到祖国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
至于国王的情况，那种赞同他的行径并贬低政府的行径的趋势，前文已经谈论过了。甚至他在1940年秋到贝希特斯加登会见希特勒之行，以及他的妹妹皮埃蒙特公主对他的几次探望，都被人们作了可能的最好的解释。尽管他身边的一些重要成员似乎都是通敌分子，而且还在鼓励别人也同德国人合作，但是，人们并不认为他们就必定是表示了国王本人的观点。国王在大多数人民中的声望有一度非常高，所以，那些通敌分子和爱国人士都利用了他的名义。的确，正是这些通敌分子无耻地滥用国王的名义，才使他的声望一落千丈。而且随着盟国获得胜利的希望日增，比利时人民对国王的极端谨慎也愈来愈感到不满，并且开始觉得国王毕竟作了错误的判断，如果他出国了，在国外领导抵抗运动，那将会更好些。然而，使形势转而不利于国王的最后一个因素，是国王同一个平民莉莲·贝尔丝结婚的消息。莉莲·贝尔丝是一个佛兰芒天主教政治家的女儿，舆论怀疑他同敌人合作，是否属实，不得而知。这种婚姻性质，再加上把婚事隐瞒了三个月（他们在1941年9月9日结婚，到1941年12月7日才由大主教予以宣布），以及人民念念不忘国王的第一个妻子阿斯特里王后，所有这些事情凑在一起便产生一种幻灭的气氛，使那种笼罩在已成为阶下囚的国王身上的迷人的灵气迅速地消失了。
国王逐渐不再成为全国的希望与自尊的中心（或是最后的庇护所），这无疑有助于流亡政府巩固其地位，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国王而成为比利时重整旗鼓的中心。一旦他们清除了头脑中的一切姑息思想，真诚地致力于同其他盟国一起无情地反对德国人，他们就可以具备更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一任务。另一方面。那个可敬的但年老而平凡的人物于贝尔·皮埃洛不是一个象法国的戴高乐那样鼓舞人心和精力充沛的领导人，而且由于人们记得皮埃洛政府就他们对待国王和德国占领的态度最初发表的一些谬论，这个政府在比利时始终不得人心，甚至始终没有拥有绝对的权威。结果，流亡政府对国内抵抗运动的控制（它在荷兰和挪威，是一个异常令人满意的特色）在被占领期间至多不过是一件颇有问题的事，而在解放以后，又遭到如此公开的挑战，以致引起了一场严重的国内危机。
这个合法政府的自动流亡国外，至少使德国人失去了强迫它成为贯彻他们意志的工具，从而给他们的行为披上一件合法外衣的机会（例如，他们在丹麦就利用了这种机会，因为丹麦的合法政府留在国内）。不管怎样，情况可能是合乎德国人的心意的，因为它使德国人可以不必费多大力气就能在全国建立一个纯军事性的政府。因为比利时是继续对英作战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又是为了德国的战争机器的利益几乎可以进行无穷剥削的经济资源的丰富贮藏所，所以建立一个军政权显然对德国人是最合算的事情。毫无疑问，为了同样的原因，德国人也不想按照他们在其他一些被占领国家的一贯做法，扶植一个“吉斯林”团体来作为傀儡政府。比利时关系重大，德国人是不敢冒这种风险的，他们宁可让那些对立的“卖国团体”经常捉摸不定，使他们互相火并以坐收渔翁之利。把法国北部的两省置于同比利时一样的政府管辖下的决议，同样地主要也是出于军事意图，虽然经济与政治意图也有一定的影响。把距离英国海岸最近的比利时和法国沿海地区置于一个司令部之下，这是适宜的。同时，从经济观点来看，把比利时的埃诺和佛兰德工业区同法国里尔和瓦朗西安周围的工业区形成一个整体也可以认为是得当的。从政治方面说，这项安排使德国人有了一种手段，一方面可以利用维希政府担心失去这些重要领土的心理来操纵维希政府，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佛兰芒的极端主义分子永远保有这些地区成为一个佛兰芒国的一部分的希望来操纵这些极端主义分子。
因此，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行政机构是纯军事性的，当地的最高权力就是该地区的最高军事司令官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但是，他所控制的行政机构却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一为军事司令部，负责处理与德国军队直接有关的一切事宜；另一个为军政府，负责监督比利时全国的行政机构，保证为了德国的战争努力全面剥削比利时的经济。军事司令部下面分设四个战区司令部、五个战地司令部以及若干分区司令部和地方司令部。战区司令部和战地司令部都设有德国军事法庭，各级司令官都有权惩办反对德国武装部队的罪行和破坏治安的一般罪行。军政府的首脑是埃格特·雷德尔将军。他以这一身分在处理民政、政治和经济问题方面充当法尔肯豪森的主要助手。因此，雷德尔的机构又分为若干部门，诸如“经济总部”、“生产”、“司法”、“交通”等等。此外，它还在比利时各个大小企业单位里派驻了专员，并对它特别希望控制其活动的所有机构指派了代表或联络官。同时，德国政府的某些部门——如外交部、宣传部以及盖世太保——都在比利时设有它们自己的代表所主持的办事处。盖世太保在希姆莱的代表容克劳斯的领导下，在比利时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机构，奉命对德国人和比利时人都同样进行侦察。
尽管德国人的控制在最高一级是全面的、无所不包的，但是，比利时的实际行政工作是由比利时国家的旧机器在继续执行，也就是说，由全体文官在政府各部门的秘书长领导下执行。另一方面，秘书长们这时已取得了按照合法的宪法根本不应行使的权力。他们本来只是对国王的一个大臣负责的政府各部门的常务首长，自身并无任何执行权力，这时却都具有大臣的地位与性质，拥有为了占领国独有的利益而行使的广泛权力。的确，德国入侵的当天（1940年5月10日）通过了一项法律使他们的地位变得有点含糊。该项法律批准了早先通过的一项法律（1935年10月5日），而那项法律则规定万一比利时遭到敌人占领，某些官员应坚守岗位，并授予他们某些通常属于他们上级的权力。不过，只有在“紧急情况下”，在有关官员“同他们＇平时＇对之负责的上级领导失去一切联系”时才能行使这种权力。而且，根据海牙公约，这些官员只有在占领国尊重该国现行法律的情况下，才有义务协助占领国工作。皮埃洛在答复一个秘书长的询问时写道（1940年5月15日）：“违背国家的法律和特别法令虽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遵守法律条文而有利于敌人推行其计划，那么这也是同样不能允许的。”他又补充说，象1940年5月10日的那类法令，“不论比利时政府在颁布时是如何可以为之辩护，甚至是如何值得称赞的，然而及至它为敌人贯彻执行时，那又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了。”
尽管有了这些告诫，原先的秘书长们大多在最初都乐于继续留任，只有一两个人立即拒绝工作，再不然是被德国人强迫离职。但是，一年之内，在这些秘书长中就发生了若干变动，这或是由于他们有所觉悟而自动辞职，或是由于德国人精心策划了一项法令（1941年3月7日），规定了六十岁为某些等级的官员的退休年龄，从而可以将某些不可靠的或难以驾驭的官员悄悄地免职。在这以后，某些关键部门的秘书长是些什么样的人，就可想而知了——都是一些乐于推行德国政策的工具。其中最主要的是内政部秘书长罗姆塞，他的职权大为扩大，使他能控制宪兵队、卫生部门、物价管制机构等，并把同伙的通敌分子都安插在宪兵队、省和地方的行政机构，甚至地方学校（这种学校的教师一般是由地方指派的）中。同样，司法部秘书长舒安也在地方司法官员中安插满了新秩序的拥护者。经济部秘书长利曼把观点相同的人安插到重要的经济岗位上。农业部秘书长德温特把原来的粮食部并进了他的部，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