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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的计划，但是，贝当及其右翼顾问们全对戴阿十分猜疑，设法避开了这个建议。9月间，他把《事业报》搬回到巴黎这个较为适合的环境中，在那里同维希的报刊，尤其是同《法兰西行动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他参与了对英国人和美国人，对犹太人的高明理财手腕，对华尔街、共济会和君主主义的全面抨击，并主张建立一个以极权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为基础的统一的欧洲，法德两国就在这个新欧洲中进行合作。他对民族革命的支持并没有使维希动心。在《法兰西行动报》看来，他是一个“假改宗者”，他的阴险手段比共产党搞的地下密谋还要危险。
维希怀疑戴阿并没有错。赖伐尔倒台后，在德国人用以作为对付维希的武器的巴黎几个合作分子头目中，有一个便是戴阿。阿贝茨提出的口号是，维希在12月13日背叛了法国的利益，贝当的政府已被一些教会和反动势力所统治。作为反击，包括戴阿、多里奥、吕歇尔、德隆克尔、絮阿勒、马尔凯、卡塔拉、让·丰特努瓦等在内的一群人于1941年1月24日在巴黎成立了全国人民联盟。这个新运动的纲领包括下列几项：法国同德国自由合作参与欧洲事务，保卫法兰西帝国，创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加强权力，恢复道德和家庭生活，精神复兴，保护种族，实行计划经济，提高生活水平，消灭失业，在国家的保护下组织工会，以及消除世界主义的文化影响等。现在，巴黎的合作分子有了一个可以直接对付维希的武器了，德国人还鼓励他们使用这个武器。因为他们不过是一个反对党，可以把全副精力用于抨击对手，他们内部的冲突没有多大值得重视的实际意义。这种冲突于1941年10月导致了戴阿和德隆克尔的分裂，戴阿成了联盟的独一无二的领导人。在占领区，只有《奋斗报》在宣扬类似的主张，继续抨击“英国人的两面派手法和背叛”，主张欧洲在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秩序下团结起来，并对蒙都瓦会谈的失败表示惋惜。
维希起初无法保卫自己，对付这个联盟所带来的危机。民族革命就其现有情况而言，也是自上而下强加给被动的人民的。正如阿贝茨于1940年10月中正确地报告的那样，维希的弱点在于同群众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他们在1941年1月组成了一个民族革命联盟委员会，试图弥补这个缺陷，并作为对巴黎联盟的一个回答。这个委员会的寿命很短，而且一无成就。“战斗人员军团”的发展证明是比较成功的一着。8月24日的一道命令把当时所有的退伍军人协会（少数无足轻重的协会除外）合并为一个单一的法国退伍军人军团。它的组织是等级制的，全部军官都由上级任命。在贝当之下，到1941年3月为止，它的首长一直是格札维埃·瓦拉，他后来负责反犹运动。在较早时期，军团做了一些有益的社会工作，诸如照料获释的战俘和难民，帮助战俘家庭等。1941年春，贝当任命洛尔将军为他驻军团的私人代表，于是军团的任务便扩大了。它奉命同政府代表在省和地方行政单位内进行合作，并负责把反对国家的学说和制度的任何迹象通知政府官员，这项任务对军团不可能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它本来就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其中法兰西行动党和德拉罗克的法兰西社会进步党的人数很多。1941年8月31日，军团变成了一个单一的政党，宣称接纳所有和它信念相同的人。它定下的新名称是法国民族革命志愿军与退伍军人军团。在帝国各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并建立了军团之友和青年军团这两个附属组织。军团成员享有重大的特权，例如额外的食品和衣服配给，餐馆中特别廉价的膳食，以及医药补助等。所有的日报上都为军团辟了一个义务性专栏，它还有自己的刊物《军团人》，到1941年6月，已有一百多万份的销路。1941年8月底，军团团员的总数据称有一百二十万人，军团之友有四十万人。他们希望这一组织将成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一种必要的联系，它将“对统治者说明民众的意见，并向民众说明统治者的意图”。后来，这个组织被控试图建立白色恐怖，然而，直到1941年底，它的各个组织并没有干过什么臭名昭著的暴行，除了也许表现在言词上。军团在为贝当提供某种政党式的支持上并不是不成功的，它在占领区遭到查禁，又遭到马塞尔·戴阿的大肆攻击，就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在1941年1月，军团所能提供的这种力量还是未来的事。来自巴黎的威胁近在眼前。维希看出联盟是一个可以取代它的法国政府的核心，于是开始变得动摇起来了。为了增加压力，德国人禁止法国官员越过两区的边界，后来还禁止所有十八岁到四十五岁的男子来往于两区之间。人们劝使贝当于1月19日会见赖伐尔，其目的和事后发表的那份公报一样，是企图恢复这个倒台的部长的名誉。但是，当阿贝茨在为赖伐尔的东山再起进行活动时，里宾特洛甫却另有打算。这个德国外交部长以特有的过人聪明得出结论，认为保持一种用赖伐尔威胁维希政府的局面可以收益更大，使巴黎和维希相争以收渔翁之利。因此，里宾特洛甫指示阿贝茨，不准赖伐尔离开占领区，应把这件事处理得可以防止赖伐尔和维希之间有可能达成任何谅解。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准许三头政治存在下去。阿利贝尔和佩鲁通必须离开政府，因为他们应对12月间反赖伐尔的那些比较激烈的措施负责。的确，阿利贝尔易于激动的个性使他一向就不大可能与人共事。德国人接下去便要求撤换弗朗丹，弗朗丹则认为达尔朗和亨茨格也在密谋搞掉他。贝当本人对于弗朗丹安插进新成立的国民会议的大批议员感到忿怒，因此看到他下台并不惋惜。弗朗丹被赶走以后，亨茨格缺乏政治势力，内阁迅速成了达尔朗政府。2月9日，这个海军上将继弗朗丹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下一天，贝当又指定他为继承人。几天以后，他又接替了佩鲁通的内政部长职务。充斥着维希政府那么许多部门的官僚都一心想把他们的行政部门（即使不是整个政府的话）迁回巴黎，所以准备支持似乎能够同德国人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的任何人。
同德国人的关系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了。当阿贝茨于4月间向柏林汇报工作时，他可以相当满意地为12月13日事件所引起的较量作一个总结了。那些表示要最强烈地顶住德国的压力的人都己被清除出政府；保证忠诚合作的达尔朗已经控制了全局，赖伐尔则被留作后备以保证这个海军上将循规蹈矩；亲德分子伯努瓦…梅香和保罗·马里翁被安插在外交部副部长和情报部副部长这两个关键的职位上；亲英的教育部长谢瓦利埃以及一些亲英的县长和警察官员都被解了职；委派了一个犹太人事务主任委员；办理经济事务的几个部都交给了愿意同德国人合作的人士。
很少有人会想到，赖伐尔尤其不会想到，达尔朗竟然会在维希的一场权力争夺中获胜，而且几乎在1941年…1942年里，他竟会一直是那里的主要实力人物，尽管他个人是不孚众望的，这种不孚众望的情况由于他对“奢侈设备”日益增长的爱好而并没有有所减轻。一个观察家认为，他的突然得势使他变得飘飘然了，但是，却还没有使他失去他一贯的机灵。达尔朗是一个能干的海军行政官员。一个具有相当强烈的个性和野心的人，他在政治上采用一套露骨的，但并非无效的权术。李海把他描绘为“一个地道的机会主义者”。当他决定采取某种行动方针后，不管这种方针同他先前的政策如何不一致，他总是决心不顾一切地把它贯彻下去。自从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他就认为同德国人达成协议就法国而言可能是上策，而就实现他个人的野心而言则当然是上策。据报道他在1940年12月曾说过，对法国来讲，德国人打胜要比英国人打胜更为有利。他知道自己手中握有维希剩下的少数几张王牌之一，即法国的海军。法国海军没有吃败仗，没有象陆军那样遭到剧烈的缩减或改编，它在停战以前和以后的功绩反而提高了它的声威——在敦刻尔克对“西罗科”号的炮轰；“让·巴尔”号的逃往卡萨布兰卡和“斯特拉斯堡”号的逃往奥兰，以及“黎塞留”号的保卫达喀尔；后来又加上有一批驱逐舰逃离叙利亚，“敦刻尔克”号以及一些较小的舰艇从达喀尔、马达加斯加和吉布提修复回国。海军的态度是强烈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