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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来了，有些计划甚至已经付诸实施。然而，在1941年中，经济情况却渐趋恶化，维希政府只能采取一些治标的办法，不过，在他们到了山穷水尽之前，还得经历很长的一段路程。
经济政策大多是维希迫于形势而不得不采取的。它的政治，就它所有的那点政治而言，则是它自己的，因为维希与其说是一种政体，倒不如说是一种思想状态，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聚集在一起的许多常常互不相容的思想状态。第三共和国的各党各派都被淹没在维希的洪流中，它们的组织被取缔了，这样，新政权的政治便无可避免地是以贝当和他的亲信的那个寒酸的小朝廷为中心，采取了派系斗争和钩心斗角的形式，这些人混乱地挤在一个十九世纪温泉疗养地的那些旅馆的经过半改装的沙龙、卧室和赌场里。起初，许许多多时髦的追随者和善于钻营的政客也麕集在那里。
维希仿佛是一个极盛时期的多维尔，吵吵嚷嚷，十分热闹，＇《瓦砾》的作者写道＇从火车站到阿利埃河，一路上尽是艳丽的女人衣服，巧妙地做得象游泳衣的女便服和式样非常考究的男上衣，这里有好莱坞，有朱安莱潘，有香榭丽舍大街，有整个奥特伊尔，整个帕西区，还有伯痕斯坦和让·科克多所有出色的“新剧本上演”，有高等服装店，有银行，有法兰西喜剧院，有电影院，也还有马德兰大街上最漂亮的妓女，她们背后紧紧跟着路易十五那样的人物。
当然，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下去：时髦社会对维希感到厌倦，尤其是到了冬天，他们都回到有钱的地方去，回到巴黎德国人的身边去了，《瓦砾》的作者就是头一批走掉的人士之一。
这些人的离去，使维希更同现实政治隔绝了，但是，在追求自身的理想方面却更加自由。维希的人们怀着一种几乎是受虐狂的快感在思量法国犯下的罪恶和随后所带来的惩罚。就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职业军官和高级官员们而言，失败虽然是丢丑的和有害的，却也带来了新的政治与社会秩序这件珍宝。在苦难中复兴，这是贝当1940年6月25日在广播演说中所弹的基调，而且成为维希心理状态中一种主要的因素。夏尔…鲁写道：“我们的一小撮同胞陷于扪心自问和忏悔罪恶的狂热之中。”如果我们低估了维希的理想主义和贝当身边那一小群人想要进行一场伟大的道德改革的愿望，那将是错误的。当然，他们的理想是参照法兰西行动党和法西斯与半法西斯集团多年来进行的反对第三共和国的运动而设想的。1940年6月28日，魏刚提出了一份备忘录，曾为贝当、博杜安等人阅读过，他号召结束共济会式的、资本主义的、世界主义的折衷妥协的旧秩序，结束阶级战争、蛊惑人心的拍卖选票，以及贪图安逸享乐，他号召人们回到敬重上帝、祖国和家庭的现念上去。1940年9月15日的《两个世界评论》上有一篇贝当署名的文章也提出了类似的想法——富强的国家，家庭，青年，等级制度，总体主义——并攻击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贝当和他的支持者们反对过去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阶级冲突，呼吁发扬服从守法的精神，发扬社会等级制度、管制的经济和总体专业组织的精神；反对议会政治，呼吁发扬领袖原则。
法兰西行动党学说的一个颇为含混的翻版，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鼓吹之后，似乎终于在它的追随者称之为“民族革命”的运动中盛行起来了。法兰西行动党是仇英的，主张迫害犹太人的，反对民主制度的，然而，不幸的是，在德国人看来，它也是反对德国和敌视极权主义的。法兰西行动党的同情分子在维希上台执政的这种环境下，迟早将使他们面临这一抉择：或是采取亲德的和极权主义的政策，或是下台让位；然而他们开头并未意识到这种两难的局面。于是，那些极右党人在战败后趾高气扬，着手搞起他们梦想已久的民族革命来。
他们手头最大的资产就是贝当的名声。这位元帅的人格对于战败的法国人民所具有的那种异常的吸引力，是无法简单、合理地加以解释的。事实也不容否认。他于1940…1941年秋冬两季巡视法国非占领区时，在大城镇和小居民点，乃至最小的村庄，都受到热烈而亲切的欢迎，就一再证明了上述事实。当然，所有惯用的手段也都被采用来助长对元帅的崇拜。他的大大小小的照片随处都可以看到：人们组织义卖他的照片来筹集救国基金。全国各地，一队队青年男女高唱着民族革命的《马赛曲》——“元帅，我们来啦！”人们以这种种方法来利用贝当的声望，然而，他的声望却不是他们树立起来的。《时报》（1940年12月3日）写道：这个国家是把他作为救星来欢迎的，它接着说明了其中的一个原因。“今天谁都不会否认，6月间发生的灾难本来很可能会带来另一场更大的灾难：我们逃脱了社会动乱……我们避免了残酷的革命和亵读神明的骚动这种疯狂行为。”正是多少由于这个原因，虽然贝当不是一个正式的天主教徒，教会却为他渲染上了一种宗教气氛。里昂的大主教、红衣主教热利埃宣称：“贝当就是法国，法国就是贝当”，他称贝当为蒙难的法国的化身。红衣主教絮阿尔和红衣主教博德里拉在巴黎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法国新教教会的会长伯格纳牧师代表法国新教徒宣称，当前只有一个义务，就是跟着元帅走。
贝当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使得一个垮掉和战败的民族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呢？颂扬他和攻击他的文章都很多，但却无助于回答这一问题。如果我们试图按照他的实际为人来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将无法找到令人满意的解答。贝当，这位凡尔登的英雄，是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他具有仁慈及无私的爱国的名声。法西斯和半法西斯的政党在三十年代的动乱时期曾经希望利用他，右翼的宣传在一个有限的圈子里相当成功地为他树立了一个潜在领袖的名声，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做什么工作来助长这种名声。在一个对老人政治具有传统癖好的国家里，他是一个老人。他立身处世正直谦逊，庄严冷静，是一个宿命论者，有着一种几乎是帝王般的不动感情的本领，可以保持淡薄疏远而又不显得冷漠无情。然而，确实没有什么个人的品质可以说明1940年围绕着他的那种崇拜。事情的真相是，一般法国人在彻底失败的时刻需要有一个可以相信、可以依靠的人物，而希望把战败作为资本，促进自己的主张或个人野心的人物与集团也需要有一个傀儡。贝当满足了这两种需要。如果他不是法国人民所认为的那种救星，他也不完全是那些政客所希望的已经找到的一个仅仅是傀儡的人物。那么，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谁又能讲得出来呢？“我不了解元帅”，勃鲁姆在他受审时说。“他具有一种我看不透的神秘性。”他生来是守口如瓶的——夏尔…鲁说：“他一贯显得很神秘，生性又讳莫如深。”魏刚在议会战争委员会中作证时，说他“极为神秘”。
这种守口如瓶的脾气使他不断地把他同一个部长推行的政策对另一个部长隐瞒起来，这在他的敌人看来可能象是两面派手法，而他的仰慕者则称之为机敏的左右逢源。这是对看来主要不过是守口如瓶的脾气的过大的曲解。经常和贝当见面的美国大使海军上将李海认为，他所真正关心的是法国人民的福利和怎样保护他们。不过这种关注却采取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形式。在他的思想中，受难和牺牲这种精神美德的概念是非常强烈的。贝当在他的第一次广播中说：“为了减轻法国的灾难，我把我的生命献给祖国。”这话是够诚恳的，不过它已经显示出在他性格中占了相当成分的、由民众的逢迎养成的那种虚荣心：这种虚荣心之所以显得更为强烈，也许是因为它并不是以任何普通的外露的形式显示出来的。贝当的另一个弱点，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更为危险的一个弱点，就是他的思想不过是任何一个具有他那种教养和地位的普通人的思想，他的智力有限，不能牢牢地把握住基本原则，虽然他也墨守一小套固定的想法。此外，他的政策和讲话则是他适逢其会地受到其影响的那个集团或个人的政策和讲话。我们尤其不应该忘记贝当的年纪。尽管他异常健康，但是即便他心力有余，他也没有体力来有效地控制他的内阁。他所主持的那些会议都大得使他无法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