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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新方针改组军队也受到经济危机的阻挠，当希特勒在德国执政的头几年中，历届法国政府一直设法用通货紧缩和精简节约的办法来解决经济危机。需要改革军备的军事理论是不容易被正在设法削减开支以平衡预算的政府所接受的。因此在法国政府于1934年4月17日声明停止裁军谈判，并宣称法国今后将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确保其安全后，却将其军备拨款从六亿法郎削减到四亿法郎。1934年（七十八岁高龄）任陆军部长的贝当表现出完全没有能力，或不愿意为满足军队的需要而运用他的巨大权力。在继贝当之后担任陆军部长的莫兰将军任内，1935年拨款增至八亿法郎，最后又为1935年和1936年补充拨款十八亿八千五百万法郎。
然而直等到勃鲁姆政府上台后提出了以花费挽救经济萧条的主张，1936年9月7日才拨出一百四十亿法郎，此后又增加到三百一十亿法郎。但除了起步必然缓慢外，这些贷款的使用在初期又受到劳工冲突和严格执行四十小时工作周的牵制（四十小时工作周就需要铁道增加职工七万人）。当保罗·雷诺于1938年11月接管财政经济事务以后，前面讲过的活力解放才给重整军备以推动力。但即便有了那些拨款，军队的财政还是处于如此拮据的困境，以致必须节约其他基本开支，所以在1938年9月慕尼黑危机时应征入伍的士兵发现连军靴都没有，许多人只得穿着普通便鞋去参加他们的部队，此种经历对下一年的士气起了很不幸的影响。
最后，有待解决的军事问题的性质需要有使用三军的整体协调思想，换言之，就是要有一个国防总参谋部。虽然早自1932年起就创设了国防部长这样一个头街，而且任职这个部的部长经常使用这一头衔，同陆军部长经常使用他的头衔一样；从1938年年初起，甘末林将军虽然已取得了国防总参谋长的头衔，但国防组织从未实际存在过。这对空军特别不幸，它在整个二十年代一直在衰退，虽然最后在1929年取得了与其他两个军种平等的地位，并成立了独立的空军部，但除了英勇的传统外，它从来不曾有过自己的理论或传统。在1939年3月以前的五年中，在各个部长任内，先后有过三个完全不同的计划，到1929年，政府和总参谋部，象他们在历次危机中一样，都认识到法国空军脆弱得可怜。另一方面，海军却也许是法国所曾有过的最强大的晦军，不过使用这样一支海军，它的基地必须要有充分的保卫，或则法国的抵抗中心必须转移到海外去，但情况又并非如此。
1939年3月，法国舆论充其量只是作了防御战的打算。它由于害怕遭受使法国失去战斗力的伤亡而苦恼着。它由于一些人越来越怀疑法国军队的效能，另一些人又从贝当和魏刚所宣扬的法国军队无与伦比的说法中得到安慰，因而陷入分裂。它对马奇诺防线寄予幻想，以为这条防线从瑞士一直延伸到海边，可是实际上已完工的部分只是到比利时国境和法国边界接壤处为止。正当不可避免的战争阴霾笼罩天空时，贝当却在一篇长长的序文中向公众推荐肖维诺将军的《入侵还有可能吗？》一书，该书声称修建钢筋水泥防御工事的速度将被证明较之它们的被炸毁更迅速。
军队的理论是以1936年8月12日刊行的《大部队战术运用操典》一书为依据的，该书是由乔治将军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编写的。它代替了由贝当编写的1921年版的《操典》。1936年的《操典》断言：
负责编写本操典的委员会并不低估（自1921年以来）在战斗和运输手段领域取得的进展的重要性，然而委员会认为，这个属于技术性质的进展并没有多大地改变它的前驱者在战术领域所确定的主要规则。因此它认识到，在胜利之后不久由刚刚担任过最高领导职务的杰出将领所客观地确立的理论体系应该继续成为我国大部队战术运用的根本法则。
这段文字在暴露自满情绪的同时大概也泄漏了同样程度的沮丧的忧虑心情。法国军队的指挥官知道，他们最早必须到1940年夏天才能得到所需要的坦克，得到飞机大概还要迟一些，要有经过训练而能使用这些军备的军队，那就更要推迟一些时间了。他们知道法国的防御工事尚未完成，军队尚未得到在德国一旦侵犯荷兰和比利时的中立时便能按计划迅速进军低地国家所必需的装备。
让·吉罗杜在1939年回顾二十年的和平时期时写道：
我们所有的条约，不论是胜利的条约或者甚至是失败的条约，都是以自信的心情并怀着希望签订的。夷平我们天然国境线的1815年条约，我国大部分人接受时都松了一口气。1871年的法兰克福条约在法国引起的只是一个反响，即希望复仇。另一方面，标志我国最大胜利的条约，即凡尔赛和约，却被改变为保证“安全”的形式。我们谋求的不是几年安全的问题，不是为了有必要的时间去检修一个饱经战争创伤的国家，而是要谋求永久的安全。我们需要的是千百年的安全，能安全地走向世界末日，走向最后审判的日子。
法国就是在此种疲惫不堪的困境下开始争取它的二十年休养生息，以待它的元气得以恢复。
为防范德国的报复，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问题是，在它的西翼，如果得不到美国作为后盾，至少也要取得英国的支持，在东翼则要得到大陆上的一个或几个盟国的支持，至于那些德国要争取它们行动起来威胁法国的南翼并切断它同海外领地的交通线的国家，法国至少也要争取这些国家严守中立。在二十年和平开始初期，法国人中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尽管有相当大的分歧，但在总体上看来，还不至于显得不可调和。右翼所设想的是旧式的联盟，左翼则从集体安全考虑。根据法国在胜利后的欧洲大陆的地位看来，这两种体系好象是可以融合为一的。在1934年巴尔图当权的短暂期间，这两种体系似乎正在合并成一个大同盟，它至少会得到大多数日内瓦国家的消极支持的。
不过那时在法国人观点上的另一种分歧也变得逐渐明显了，即和平主义者和其他人之间的分歧。一方面，右翼和左翼的和平主义者都梦想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法国，又富裕又显赫，不卷入国外的纠纷，永远保持中立；另一方面，有些人则认识到，法国的富裕是潜在的，实际上是又弱又穷，还不具备享受此种幸福的任何条件，而法国所羡慕的那些中立国家的幸福，正是因为法国和英国尚未退出国际政治舞台而才获得的；如果法国不接受历史传统上应负的责任，法国的传统政治思想全都无从实现，法国的物质利益也得不到保护。除了全国大部分人在看法上有此种分歧外，正如上文所指出过的那样，共产党人还持有第三种观点，在他们看来，“约柜”是在莫斯科，不是在巴黎。
在外交政策上的观点发生此种两极分化的演变，首先是由于前面已说过的疲惫、沮丧和在国内事务上的分裂等现象，此外又日益感到法国军事力量的薄弱。但和平主义的增长也是由于在外交政策领域内的迭遭挫折和暧昧不明。当法英美三角同盟流产后，法国在深感失望之余发现英国的战后情绪是不可能结合成欧洲和平组织的，无论是按日内瓦议定书的方针（左翼的理想）或按大陆联盟的方针（右翼的理想），都不可能同英国结成任何形式的联盟。其结果就缔结了折衷的洛迦诺公约，从中得到好处的是德国，这在三十年代业已日趋明显。
当法国与位于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一些新国家或大为扩大了的国家的紧密关系都已在松懈时，洛迦诺公约标志着一个重要阶段。然而这还有其他的和十分重要的原因。法国的渴望安全并非出于俨然以领导者自居而非受人尊敬不可的态度。法国的稳定和自足的经济，无论在思想意识上、资本或市场吸引力上都不能为多瑙河和维斯杜拉河的农民国家提供它们需要从一个大国获得的那种富有生气的推动力。这里产生的问题和法国同它的殖民地的经济关系问题相类似。最后，法国在其盟国中所享有的文化上的威望也并不是象很多法国人所想象的那种性质了，当它的失效被发现后，便激起一阵辛酸和失望。不仅有关国家的讲法语或读法文的这一阶级正处在社会和经济解体的过程中，就是法国的文学艺术，从任何国家大多数居民的观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