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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到1941年年底为止，英国的作战努力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战争爆发到1940年夏天，是一个坐失良机的时期。当时掌握英国政策的那些人认为，时间对他们有利，他们认为，自己能够逐步显现出一种长期的优势，来胜过德国和胜过那些可能同德国结盟的国家。他们并没有作过真正的努力去促使英国人民正视自己的严重处境，也没有要求他们为打总体战作必要的牺牲。
1940年4月初，德国入侵挪威和丹麦得逞，这使英国猛然觉悟过来。公众舆论走在政府前面，渴望采取一种更有力的作战行动。以丘吉尔为首相组成的新的各党联合政府，正是全国人民所渴望的那种领导机构。英国人民所面临的，是需要打一场纯粹防御性的战争，然而，他们这时却表现出打“进攻战的气概”。
从联合政府成立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这段时期内，英国的战争政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错误依然发生，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在慢慢地形成，因此，到1941年12月，英国的战时动员工作已经达到非常高的程度。而且，英国不再是孤军作战了。在东欧，俄国军队正在抵抗德国军队全力的进攻，在西方世界，美国终于把它那巨大的工业潜力全部提供给为了对德国作战而结成同盟的国家使用，从经济观点来看，这更加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
第三章 英联邦
1939年战争的爆发，对英联邦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宪法方面，也有其深远的意义。这使当时所有已经获得自治的英联邦国家在主权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受到了一次考验，要决定是否参战。这也可能是一个最最引人注目的考验，看那种主张英联邦的各个自治成员国应有全权决定本国事务的主张能否实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王向德、奥、匈三国一宣战，英帝国（当时是这样称呼的）的所有组成部分，包括各个自治领，都自然而然地卷入了战争；但在1939年，英王于9月3日向德国宣战时，卷入战争的只有联合王国、印度帝国以及一些殖民地和保护国。各个自治领——那些事实上已经独立的英联邦国家当时仍然通称自治领——则可由它们自由作出选择。
这些国家作出的选择因国而异，各不相同，但正是由于它们的选择各不相同，就越发显出了它们事实上是真的独立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政府认为，当英王处于战争状态时，他的所有自治领也就处于交战状态，因此它们立刻宣布同德国进入战争状态。在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决议案，由议会两院召开会议对这问题进行辩论，在这个过程中，加拿大保持了一个星期的中立。南非联邦则是经过联邦议会的激烈辩论和投票表决并导致政府改组以后才参战的。爱尔兰自由邦却走极端，宣布中立，它虽然仍是英联邦的一个正式成员国，却在整个大战期间始终保持中立。1926年的鲍尔弗报告中所提出的“自治共同体”的主张，通过上述事实，最有力地证明是可行的。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无须由英王另行宣战，对此工党的伊瓦特博士持有异议，他本人曾写过一篇论述君权的论文。他认为，除非经过英王特别指定并由英联邦首相副署，否则总督是不能代表澳大利亚宣战的。两年多以后，对日战争发生时，伊瓦特已经担任外交部长，澳大利亚就是按照这个新的方式向日本宣战的。可是，在1939年时，人们却认为，单由总督高里勋爵宣布澳大利亚同德国进入战争状态也就够了。
在新西兰，当英国向德国发出的最后通牒到期的时候，内阁正在开会，它代表该自治领立即向德国宣战。两天后，议会召集会议，一致通过了要求批准这一行动的动议。
在加拿大，麦肯齐·金总理早已宣称，这个问题将由加拿大议会来决定；后来，自治领众议院一致投票决定，建议英王代表加拿大宣战。可是，直到9月10日，方才宣战。麦肯齐·金于9月8日向加拿大众议院讲话时，阐明了加拿大的态度。他说：“本政府今天所采取的行动，是以加拿大作为一个国家的名义而采取的，……是完完全全以一个国家的名义而采取的。今天我们正在采取的行动，以及日后本议会将批准通过的那些行动，都是由我国和将要由我国自愿采取的，不是因为我们与英国的关系，处于殖民地或下级的地位，而是因为彼此的地位是平等的。”有许多人曾预料加拿大国内操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会发生意见分歧，这时它既已团结一致参战，就证明了以前的估计是错误的。1939年9月以前，在加拿大西部的许多地方，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的思潮很强烈，在魁北克省操法语的加拿大人中间，表现得更突出。有几个最主要的法裔加拿大议员，都坚持赞成中立政策，可是其他的人，包括司法部长E·拉波安特在内，却谴责中立不论在宪法上还是在道义上都是错误的。尽管后来魁北克省的省总理莫里斯·杜普莱西斯曾力图利用法裔加拿大人的孤立主义思想，但是中立政策仍然垮掉了，在整个战争时期，简直难得再听到有人提起中立的事。
在南非，由于在9月3日就任总理的国民党领袖赫佐格将军决心要实行中立政策——虽然他也同意让联合王国继续使用西蒙斯敦的海军基地——结果导致了政府的改组。他的政府中意见分歧，9月4日，他所提出的要求采纳他的政策的动议以六十七票对八十票被否决，在他自己的内阁中也有六名阁员投了反对票。结果，史末资将军提出的要求宣战的修正案获得通过。于是，赫佐格就要求总督解散议会。这个要求遭到了拒绝，理由是，另组一个政府将会获得本届众议院的信任（这个宪法方面的裁决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接着史末资将军出任南非总理。这个新政府于9月6日取得众议院的同意而宣战。
至于爱尔兰的决议，已由迪·瓦莱拉于1938年7月13日在众议院讲话时清楚地作了预示，他说：
我认为，在考虑这个防务问题时，我仍应当把自己在宪法上所处的地位与将来在事实上可能处于的地位仔细地区分开来。从宪法上来说，我希望各位代表能理解到，我们没有承担义务，我们可以不参战，我们可以保持中立，如果我们想这样做的话。就我所知，在宪法上我们没有不保持中立的义务。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的地位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或南非毫无区别。这些国家的政府首脑已经非常明确地声称，他们没有承担义务必须参战，也没有预先承担义务必须采取任何行动，除非在当时情况下，议会认为采取这种行动是正确而且可取的。我们的地位就是这样。
当战争临到英国头上时，爱尔兰众议院对中立问题甚至没有举行辩论，认为此事早已决定了；众议院只是批准采取一些紧急措施，用以维护想当然的中立地位。
可是，五年半的战争不单是突出地表明了，那种认为取得自治领地位就等于事实上独立的说法是可靠的；这场战争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了这一点。这几年中的事态发展迫使英联邦有些组成部分的政治地位和宪法地位起了变化，导致了战局的巨大发展，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这三个新获得自治的亚洲国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根据1949年对联邦关系重新下的定义而成为英联邦的正式成员国。另有两个国家，爱尔兰自由邦和缅甸，以后干脆行使自己的权利退出了英联邦。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在西非，宪法方面的进展也将大大加速。
在战争初期，印度和缅甸在这方面的进展最为重大。战争的果真爆发，确实突出地显示了这些国家对自身的事务并无全权处理，这就大大促使它们要求至少应有一个正式自治领的地位。这个运动在印度比在缅甸发展得更迅速。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在1939年9月的时候，缅甸已经自治了两年之久。缅甸内阁虽然在是否宣战的问题上没有发言权，但是全力支持成立一个缅甸国防委员会，以组织该国的作战努力。11月7日，缅甸总督重申，英国政府的意图是尽力帮助缅甸获得它在英联邦应有的地位。尽管随着战争的进展，民族主义的煽动在缅甸有所增加，但是直到日本在远东发动进攻的前夕，这个运动才发展到较大的规模。
在印度，战争的过程将以两种截然不同但都是极其重要的�